高澄把崔赡游历之事告知，直言道：

    “今有宇文泰逞凶于关西，又有萧衍偏安江左，关东虽强，毕竟大业未成，余以为当不拘一格降人才。

    “崔赡有报国之志，不应因其父而断其道路，吾意，将崔甗收监，不急于定罪，且看来年京试。

    “若崔赡真为国士，且勒令崔甗致仕，不以罪加之，若崔赡志大才疏，即依律处置，诸君以为如何？”

    北魏自冯太后为官员发放俸禄后，孝文帝对贪腐者做出‘赃满一匹者死’的惩罚规定，也就是贪污了一匹布的价值，就要被处以死罪，如今一匹布市价仅为三百钱。

    这一措施严厉归严厉，但根本就没有可行性。

    真要严格落实‘赃满一匹者死’的规定，除了杜弼、张曜等少数廉洁之士，有一个算一个，满朝文武必定要死上十之八九。

    这项规定自孝文帝颁发以来，基本流于表面，也导致无法真正对贪腐之人依律进行惩处。

    高澄与宇文泰革新律法，对这一制度进行更改，都将死罪数额定在三十匹布，三十匹以下，按照受贿金额多寡，在革职之外，依次有鞭、杖、徒、流，四刑不等。

    其实哪怕高澄、宇文泰将赃满死罪的数额提高到三十匹，对于大多数贪腐官员来说，一旦被查实，依旧是一个死罪。

    毕竟三十匹布的数额并不多，魏明帝时，清河郡有五百人西戍，欲回乡途经赵郡，因盗匪横生，道路断绝，于是凑了一千匹布向李元忠求助。

    而崔甗的赃款自然并不止三十匹，高澄的意思很清楚，崔甗是生是死，全看其子崔赡是否真有利国利民之策。

    如果崔赡争气，高澄可以只勒令崔甗去职，归乡养老，而崔赡也不会因为身为犯官之子，三代不能为官的规定，而报国无门。

    可若是崔赡拿不出令他满意的策论，崔甗自会依《太昌律》治以死罪。

    崔暹、崔昂、崔季舒对此并无异议，说到底，一众信都元从中，比崔甗贪得多的，大有其人，真要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最先要杀的就是陈元康。

    而之所以独独整治崔甗，只是他口无遮拦，因一句‘黄颔小儿也能当得起重任？’触怒了高澄。

    高澄愿意给崔赡一个补救的机会，拿出利国利民的可行之策，来救他一家，崔暹等人也说不出二话，毕竟说到底，整件事情，小高王自己才算是真正的苦主。

    关于此事的得失，高澄心中自有计较，少杀一人，换取强国富民的可行之策，无论如何都是赚。

    至于制度破坏，不定罪，也就没有破坏三十匹赃满的制度，如今东魏朝堂赃满三十匹以上，未定罪者，数不胜数，也不缺一个崔甗。

    归根结底，留下有用之人，剔除无能之辈，才是在这个时代应该秉持的反腐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