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时，江苏无锡的良田价格只有一二两，到了清顺治时期，同一块地的价格是二三两，康熙是四五两，乾隆三十年是七八两，最高十余两，而到了嘉庆时期，地价则飙升到了五十两。

    注意，以上的明末，指得是崇祯末期。李自成们当时已经将北方彻底砸烂，朝廷为了筹措巨额的剿匪经费以及辽晌，只能不断在南方加码田赋。

    地主们疲于应对官府的同时，天灾依旧在毫不留情地摧毁着陆地上所有的农作物。这一切都让1640年之后的江南田价迅速崩塌，到了只有一二两银子的地步。

    在那个时间段，江南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撂荒——这在承平时期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史实就是这么发生了：土地收入已经不能应付苛捐杂税，何况还有天灾，大批地主被破产，田契变成了催命符。为了躲避官府的征缴，甚至有人将田契放在道路上任人拾捡。

    ……

    时间回到当下。

    在熊老爷收购土地的1629年这个时间段，其实并不是搞拆迁的最佳节点。

    从去年开始的旱涝风潮等等灾害虽说给了江南人民沉重地打击，但这毕竟才是崇祯系列大灾的开始，民众们不可能意识到今后的年景只会越来越恐怖。

    总之，下至贫农，上至地主，大家还是有梦想的：熬过今年的话，明年大概就会好起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搞拆迁无疑会多付出资源：再过几年，江南的田价就会像自由落体一样掉落下去，那时候才是收地的最佳时机。

    然而某些人等不得了。

    将尽可能多的管子插进大明朝身上吸血是既定国策，像上海滩这种承北启南的重要节点是必须拿下的。正在和时间赛跑的穿越众们心急如焚，恨不得明天就在全大明布置好据点，这个时候银子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左家村这个原本历史上默默无名的江南小村，就因为距离规划中的港口比较近，从而成了最早享受拆迁政策的居民小区。

    当然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对于世代务农的这些人来说，到底这个拆迁政策是用来享受的，还是用来抗争的，那还要因人而异。

    余本德余书办带着征地工作小组，简称“征地办”的一行人来到左家村后，当即就号房子住了下来。第二天一早，这边就放出了消息：收地，现银。

    得知消息的村民们纷纷赶了过来，在征地办的小院周围纷纷扎起袖子开始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