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得钱最后到不了当事人手上。

    从邮局里出来，爱立望着头顶的阳光，忽然就想起来在青市的时候，和谢镜清见面的那一次，轻声和铎匀道：“当时他佯装成京市工业局的同志，来见我的时候，看着还挺年轻，我当时还猜测，他这个样子，再为国家工作一十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断了腿，能不能活着离开京市，都是个问题。

    生的时候，还可以谈论恨不恨的问题，现在这个人可能即将丧命，爱立心里只剩下唏嘘了。

    她没有提名，没有提姓的，可是樊铎匀一听就明白，她说的是谁，和她道：“他本来身体确实很好，他们那时候的医学生，都很讲究强健自己的体魄，不然值夜班或碰到大手术的时候，熬不下来。”

    缓了一会，又补充道：“三叔底子在那里，稍微喘息一会儿，就能恢复过来。”

    沈爱立忽然出声问道：“真的可以吗？一个断过腿的人，真得还能恢复到原来吗？”

    一个坏了的心，还能恢复到原来吗？

    她的眼睛里有一丝茫然，其实从乍然听到谢镜清断腿的消息，这件事就一直在她的脑海里盘踞着，她不知道自己是为谢镜清的遭遇，还是为这件骇人听闻的事件本身，而觉得惊诧和灰心。

    一个在公共卫生领域，有过杰出贡献的研究者，因为思想上的分歧，而被一群人活生生地打断了腿？

    他所经历的刑罚，让沈爱立想想，都觉得不寒而栗。

    她的茫然既是对事件本身，也是对这个时代。政治的狂热，难道就能泯灭一个人的善心和良心吗？这个疑问，早在刘葆樑和她师傅被押在批判台上的时候，就在她的脑子里闪现过，但是很快，一波又一波的高压和狂飙，将她的疑问压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人在艰难的时代里人如何自保和生存？

    樊铎匀温声道：“会的，他是谢家的儿子，他的哥哥是谢振，他的意志力理应像军人一样坚毅。”这话，樊铎匀不知道是说给爱立听，还是说给自己听？

    谢家对他和姐姐一直多有关照，远的不说，就是前次他在海南出事，谢三叔不仅亲自去医院过问他的病情，还在他回汉城以后，给他寄了许多药材。

    谢三叔落难，于情于理，他都该伸手帮忙。但是除了钱，他想不出来，自己还能做什么？

    直到爱立说出了“写信”两个字。

    这时候，重要的不是信的内容，而是寄信这件事本身。

    一周以后，这封信到了何姐手里，何姐给谢镜清送饭的时候，带了过来。一进病房门就笑吟吟地道：“镜清，今天有封你的信，你肯定猜不到是谁寄来的？”

    这段时间，在医院里睡得安稳了点，谢镜清的精神也恢复了不少，笑着问道：“是芷兰吗？还是森哥？”

    这是唯一知道把他的信，寄到何姐这里的人。

    却见何姐摇头道：“都不是，是樊铎匀。”

    谢镜清眼睛亮了一下，从何姐手里接过信，只见上面写着：“从姐姐处得知三叔的近况，内心十分忧急，望三叔打起精神，积极配合学习和纠正，有为难之处，尽可来信。”

    落款人是“樊铎匀”。

    谢镜清抹了一把眼泪，和何姐道：“铎匀仍喊我三叔，何姐，他还喊我‘三叔’呢！”

    何姐也被他触动了情绪，眼含泪意地笑道：“镜清，你看，还是有好人的，你可得好好振作，早点好起来！这又是子侄，又是女婿呢！”

    “好！好！”

    一十封信寄了出去，爱立就开始在数着日子，最远的在东北，可能要一周时间才能到。

    国庆以后，她估摸着该有回信了，一早就去保卫部那边问有没有她的信，现在收发这块是小何在管的，看到她过来，就给查了下，果真捡拾出了一封信来。

    爱立接过来一看，是从东北寄来的，寄件人是俞美霞，是她大学时期的俄语老师。因为历史问题，子女与其断绝了关系，69年“第一号令”下来，城市开始驱逐五类分子，在无人接收的情况下，俞老师被学校遣返回原籍老家，但是她父辈那时候就已经迁出了东北，现在老家最亲的亲人不过是快出五服的侄孙。

    爱立从序瑜那里听到消息的时候，就嗟叹了好久。觉得俞老师60多岁的年纪，乡下亲友若是疏于照料，怕是很难撑到十年后。

    这一封信捏起来还有些厚实，爱立拿在手里，心绪都有些复杂。

    小何问道：“是沈同志的亲戚吗？”

    爱立笑道：“是，有些年没联系了，没想到会有她的信。”和小何道了谢，就把信塞到了帆布包里。

    从保卫部那边到机保部的路上，因为惦记着俞老师的信，她一路连走带跑的，也没注意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猛然被人拦下来的时候，还有些意外，定睛一看，发现是总工程师许有彬，怔了一下，笑道：“许总工好！”

    许有彬点点头道：“沈部长，我刚准备找你呢，没想到在这遇到了，你跟我到办公室去一趟？”

    “哎，好！”这四年来，许有彬行事算是有所顾忌，预期的撕破脸皮并没有发生。不知道是许有彬顺利当了总工程师，心里顺畅了，还是因为她师傅是革委会副主任的缘故。

    虽然偶尔也会有一点不大不小的分歧，但都尚在可控的范围内。

    爱立以为，许有彬找她，是问车间或机器设备的事儿，没想到是询问她和舒四琴熟不熟悉。

    爱立一时有些懵，“舒四琴吗？许总工你是准备交给舒同志更重要的工作吗？”

    许有彬点头，“笑道，舒四琴参加过两次国庆观礼了，又是劳模，我想着把她调为清棉车间主任，你意下如何？”

    爱立蹙眉问道：“生产副主任吗？许总工，现在清棉车间的主任是郑卫国，刚刚提拔一年左右，表现挺好的，是不是没有调换的必要？”虽然她和舒四琴也算有交情，但是舒四琴现在只是常日班指导工，按理该在这个岗位上再磨炼一下，才能提到车间副主任的位置上来。

    不料，许有彬摆手道：“不是副主任，是车间主任。她见过两次主席和总理，现在在整个汉城的革委会都很露脸，如果还只是一个常日班指导工，外头的人，会说我们厂的觉悟不高。”

    爱立不赞同地道：“可是厂里一向有规定，车间主任必须是助理工程师，副主任可以是由工人提拔上来的干部。许总工，你知道这一者的区别在哪的，车间主任是要对整个车间的运行和生产负责的。”

    许有彬仍旧不以为意地道：“有你沈部长在后头看着，多给指导指导，出不了什么事儿。”

    话说到这里，爱立恍然大悟，为什么许有彬要提拔一个车间主任，不先找她师傅商量，而找她这个机保部副部长，敢情是想让她帮忙兜底。

    原来许有彬是清楚，舒四琴没法胜任车间主任一职的，他提拔舒四琴，完全是想拉拢这位在汉城革委会都能说得上话的劳模。

    这个人，大概是想利用舒四琴搭上汉城革委会，给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

    虽然不知道许有彬确切的想法，但是沈爱立知道，生产是她们厂生存的根本，清棉车间又直接影响了整条生产线，平时她和师傅都重点抓清棉车间的生产任务，让一个不适宜的人待在这个岗位上，爱立想想都觉得，这是在拿整个国棉一厂工人的饭碗当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