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案子之所以难破, 主要原因是报案晚了。爹妈是开早餐店的, 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干活, 店面是前店后住家, 孩子就放在后面的婴儿床里, 店里还有两个小工,如果孩子哭闹了, 谁有空谁去看一眼。但事发那天,孩子出奇的老实, 没哭没闹, 就没人想起来进里屋去看一眼。等到九点忙到能歇口气了, 当妈的进屋给孩子喂奶才发现孩子不见了。婴儿床上还留了张字条, 写着“不想孩子出事, 别报警”。
老实巴交的父母被字条上的警告吓着了, 还真就没报警。到中午十二点半,有通电话打到爸爸的手机上,索要三十万赎金,具体交付地点,需等对方确认这夫妻俩的确没报警再给。这通电话令夫妻俩备受煎熬,又想报警,又怕孩子找不回来。左右为难之中,一拖就拖到了第二天晚上九点,绑匪又打来电话,告诉他们,买一张去往合肥的火车票,随身带上三十万现金,上了火车等电话,让从哪往出扔钱,就从哪往出扔。
当爹的忙说手头没那么多现金,得给自己留时间筹钱。哪知对方冷冷一笑,说,我知道你中彩/票了,奖金有四十多万,交完税绝对够三十万。一听这个,当爹的宛如醍醐灌顶,心想这绝对是自己认识的人干的,不然外人谁能知道他中奖了?当机立断,挂上绑匪的电话就报了警。
此时距离寻找失踪儿童的黄金二十四小时已过了许久,且现场已经被破坏,警方在取证和人员摸排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事主按绑匪说的办,买车票上车,再沿途安排警力设置追踪点。然而火车刚过省界,绑匪给当爹的发了条信息,让他在下一站下车,再买一张去杭州的火车票。
这一下就打乱了警方的布局,布控是按着去合肥的路线布的,临时抽调警力再往去杭州的线上布,根本来不及。彼时跟在事主身边的是陈飞和付立新,得到消息,陈飞让事主下车后告诉对方,今天没有往杭州去的票了,看明天的行不行,拖延时间好调配警力布控。
谁承想那边居然没中计,告诉事主下了车打一黑车奔杭州。陈飞和付立新当即作出判断——绑匪准备让事主在高速上“抛货”,下车后立刻征用了一辆在火车站趴活的黑车,假扮司机载着事主上了路。
他们这一路紧赶慢赶,绑匪也没闲着,一会给事主发一条消息问到哪了。为了给警方争取时间,陈飞没让事主按实际情况说,每次报地名都报至少半小时前经过的休息区。这样一来,绑匪在计算他们的路程时会有至少半小时的路程差,只要对方报出来“抛货”地点,来得及调派警力。
这次绑匪终于上套了,告知事主,过白家河收费站后十五公里处靠边停车,把钱往高速路外扔。付立新立刻通知指挥部调取相关路段的情况,发现那是一处桥梁区,路基距离河面有二十多米的高度,且周边没有车道,只能是人过去守着,车过不去。不过警方的车过不去,绑匪的自然也过不去,到时候就比谁腿长了。
到了指定的位置,事主把钱扔进了干枯的河道里。河道周围布控了二十人严阵以待,就等绑匪露头。结果从日出等到日落,那个装有三十万现金的旅行包始终无人光顾。绑匪那边也没动静了,给事主急得是坐立不安,每隔两三分钟就得问陈飞和付立新他们一句“我家宝宝找回来了没啊?”。
然而警方溜溜守了一天一夜,绑匪都没来拿赎金,也再无丁点消息。正当陈飞他们倍感焦头烂额之时,付立新突然接到指挥中心的消息,说他老婆打电话找不着他,只好去找领导了。付立新手机一直是静音状态,这会才发现老婆给他打了几十个电话都没接。把电话给老婆回过去,就听那边撕心裂肺的——“你死哪去了?!咱儿子丢了!”。
紧跟着上面决定把重案组整个撤出来帮他找孩子,婴儿失踪案由省厅刑侦总队派来的人接手。五天后,付嘉逸的尸体从入海口打捞了上来。毫无疑问的,付立新倍受打击,整整一年都没人在单位里见过他。等他再次出现在工位旁,同事们惊讶的发现,年仅四十出头的人已是满头花白。而那个失踪的婴儿也宛如石沉大海,再没有了消息,几经转手,装了满满一箱的卷宗最终到了悬案组的档案架上。
卷宗上记录,警方把丢孩子的夫妻能想到的,知道中奖的人翻来覆去的摸了好多遍,没人有作案嫌疑。而他们想不到的,比如彩/票店老板,老板的朋友,以及彩/票店的熟客也都摸了个遍。根据当时现场的判断,孩子是绑匪从卧室的窗户被偷走的。店面位于一楼,窗外的防盗网螺丝被卸了,推拉门式的窗户完全可以让成年人自由进出。
而由于早餐店开业的时间非常早,警方推测孩子是在开业不久后就被偷走的,在案发时周围没有行人路过,自然也没有目击者。路边监控倒是拍到了几辆在那个时间点经过的车辆,逐一摸排,然而司机都没有嫌疑。
纸条是手写的,追踪不到打印机数据,指纹也刷不出来。结合其频繁变换交钱地点的做法,当时警方判断这个绑匪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且胆大心细,很可能有前科,于是海量摸排了全市范围内的前科人员,同样没找到有作案时间的人。总而言之,能查的都已经查了,不能查的想办法也查了,就是锁不定这个偷孩子的人到底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