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商/渔民/海盗，三位一体，难以分辨。对此，邵树德一清二楚。

    他想打击这些人吗？绝对不想。

    说句难听点的，这股势力就是在他的纵容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出海的骨干分子，地方官府手里都有名单，真想毁灭他们，直接在岸上抓其家人就行了。

    当然，自从库页岛上出现定居点之后，事情渐渐起了变化，但目前还只处于萌芽状态，问题不大，无需特别管治。

    他也不想管治这些人。

    俗话说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你真把他们管住了，或许反而会起反作用，这一点不夸张。

    海盗，大概是这个世上最喜欢追求自由的一群人了，非常不服管。

    所以，他现在都只采取间接影响的办法，暗中操纵，尽可能让出海之人自己管自己，野蛮生长，自由发育，甚至还会提供些许便利，助涨其势。

    大陆国家，天然不喜欢出海，能养出这么一批苗子，非常不容易，真的得小心呵护。

    “臣遵旨。”内务府监储仲业应道。

    经营方面他不太擅长，但对于拉关系、交换利益，还是有点心得的。在这一刻，他的脑海中已经闪过了几个名字，打算过两天就去找渤海商社的人，让他们想办法联络各路“海上豪杰”。

    “现在谈谈几家商社。”说这话时，邵树德的眼角余光瞄了一下孙子，见他仍然正襟危坐在那里，非常满意，继续说道：“这两年渤海商社盈利都在十万缗以上，去年更是达到了12万7500余缗，很不错。”

    说完这条，他翻看另一份账本，道：“安南商社在去年也开始赚钱了，很好。”

    因为太子的投资政策实在太过激进，安南商社在第一年（同光元年）的经营活动中，是以巨亏的姿态出现的。在同光二年，亏损额大大减少，但仍然处于亏损状态。

    直到去年，终于翻身了，盈利虽然只有八百缗，但总算消化了前两年埋下的巨坑，欠户部的钱也逐笔还清了，甚至给了利息，非常不错。

    “陛下一回来，安南商社就开始盈利，全是托了陛下的福啊。”储仲业笑道。

    内务府是渤海商社、安南商社以及西域商社的共同股东，也是实际经营者，储仲业对这些账目一清二楚，这时候忙不迭地拍起了马屁。

    辽王邵修守的大眼睛直接落在了他身上。

    储仲业心中咯噔一下，不会吧？殿下才六岁，不会懂这些吧？他看老夫作甚？

    “别整天说这些没用的。”邵树德也嫌弃地看了他一眼，说道：“细账朕看了，安南商社的前景明显比渤海商社更好。光胡椒一项，就不是肉、鱼、药材、山野货之类的辽东货能比的。或许还能压过鲸、海兽、毛皮一头，小看这家商社的人，将来都会大吃一惊。”

    “船，暂时就不要造新的了。船舻司又设计了一款新船，正在试航。待到明年，或许就能定型了，届时再说吧。”

    “安南那边的买卖，先稳定个几年。随后，你们再想办法扩大到其他地方，譬如真腊。”

    邵树德一连说了好几条，储仲业连连称是。

    事实上，他也知道，胡椒的利润被所有人低估了。由此可见，之前大食人究竟赚了多少钱——当然，他们也没赚几年，毕竟以前胡椒的用量没这么大，现在能成为一项大买卖，与三茬轮作制在北方盛行，逐渐开花结果大有关系。

    “阿狸，坐好了。”邵树德扭头看了一眼孙子，说道：“天下太平之后，朝廷的开销会与日俱增。有些原本不用花钱的事情，以后也要花钱了。为君者，有一项本事至关重要，阿翁称之为‘理财’。不善理财，就得盘剥百姓，就会引得民怨沸腾。善理财者，可用钱来驱使百姓干活、打仗，什么都可以。对大多数人而言，钱财可通鬼神，明白了吗？”

    “明白了。”邵修守乖巧地点了点头。

    邵树德笑了笑，又摸了摸孙儿的小脑袋，知道他现在还无法理解这些话。但没关系，先播下种子再说，以后慢慢教育，总能让他明白的。

    历史上不知道多少国家，最终死于财政崩溃了，不独中国，外国也是乌泱泱一大片。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没有钱谁给你办事？

    大夏目前的财政根基还是农民。延续的是中唐时执行了一两百年的两税法，即主要是财产计税，按户征收。

    这是个很好的征税方法。为此，唐德宗吃了大亏，裤衩都差点让人扒下来，仓皇跑路。

    主持这项改革的宰相杨炎的下场也不好，提出后两年，就被贬谪，前往崖州的途中被赐死。

    每次改革，都是要有“献祭”的啊。

    既然唐德宗、杨炎等人已经付出代价了，并且这项制度被一直坚持到现在，邵树德当然没有废除的理由。

    难道不按财产征收，继续按人头收钱么？那是劫贫济富，损害帝国根基。

    正常的户税、地税之外，晚唐以来金额节节攀升的商税更不容忽视。事实上，自唐懿宗往后，若无商税补贴，唐廷早完犊子了，根本不可能坚持到乐安郡王这一代。

    就大夏来说，邵树德其实不是很看重几个商社的盈利能力，那个真不是大头，他甚至让户部把自己收到的分红发给五品以上文武职事官，作为福利，鼓舞一下士气。

    朝廷真正入手的大头，其实是这几家商社缴纳的税金。

    它们由内务府经营，理论上是“半国企”，真没必要偷漏税。盖因即便逃税了，也落不到自己口袋，还影响仕途，何必呢？

    商税，自汉以来，重要性与日俱增。

    中晚唐时期，可能是因为武夫们需要搞钱，商业突然出现爆发式增长，增速比起汉代至唐初，高得惊人，发展至北宋时，达到了阶段性顶峰。

    邵树德毫不怀疑，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高，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绝不能轻忽。

    都说封建社会抑制商业，但这事也不绝对。

    至少，中晚唐不抑制商业，商人都可以做官。北宋似乎也不抑制商业，政府甚至深入插手商业，以至于都有点过分了。

    人都是现实的，当面临焦头烂额的财政缺口时，宰相们会舍得商税这块大肥肉吗？

    除非他们集体堕落，只有门户私计，不关心朝廷怎么样。或者王朝初期缺乏专业人才，只能照抄前朝，制度设计有严重缺陷，以至于统治阶级有足够的理由麻痹自己，放弃商税。

    邵树德对商业的态度十分开明，甚至主动推进其发展。

    儿子、孙子的观念，也由他从小培养，对商税这一块，自然是十分重视的。

    王朝初期开了好头，有时候就形成惯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