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回到伦敦，就向通讯总部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耐心地听着我希望加强力量的恳求。可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行动，军情五处内部对这事却没有多大的热情。通讯总部虽然同意了多提供几个电台来监听广播，但那是完全不够的。我向通讯总部建议拿出主要的精力来找出俄国大使馆内接收机的位置，就像以前我对监视队的无线电工作所建议的那样。可我的请求再一次被视为是不切实际的，于是这个问题不久就在情报官僚机构的密密丛林中消失了。

    情况一直僵持着，直到一九五八年又出现了一桩新案子才彻底改变了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的关系。这起案件的过程使霍利斯第一次陷入了他的内部危机，并碰到他一生中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

    我坐在办公室正在思考话筒的安装计划，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霍利斯的办公室去。他此刻正坐在会议桌一端的扶手椅里，手里拿着一些散开的档案，他脸色灰暗，拉长着脸，他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我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个问题。他说，并递给我一份档案。我迅速看了一下，这是一份情报报告，是一个名叫弗兰蒂斯克蒂斯勒的情报人员写的。此人显然是捷克斯洛伐克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密码员，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遣。联邦调查局把他提供的有关英国安全问题的情报送到军情五处。蒂斯勒说，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天回到捷克斯洛伐克，无意当中碰到老朋友普里比尔上校，他是捷克驻伦敦的军事武官，当时他正在捷克度假。他们喝醉了酒，于是普里比尔告诉蒂斯勒，他指挥着一个在英国的重要间谍，叫林尼。此人正在设计一种模拟器，主要用于英国皇家空军的导弹项目。军情五处没有多久就弄到了林尼的情况。蒂斯勒的报告里附有军情五处档案室收集的林尼的个人档案：他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在苏塞克斯郡肖拉姆城的迈尔斯飞机研制实验室里工作，能全面接触到导弹的操纵详细情况及性能指标。

    先生，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们为何不把他置于我们的监视之下，在他下一次同普里比尔会晤时把他逮起来？

    就是这个问题。霍利斯冷冷地说，并递给我另外一页纸。

    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写给霍利斯的一封信，是用胡佛私人的斜体字打字机打的，里面概述了蒂斯勒提出的另一个更为令人担忧的情况。他说，普里比尔告诉他，有一个俄国间谍隐藏在伦敦的军情五处里。普里比尔发现这一点时，他正坐在汽车里在伦敦街头上一边兜圈子，一边听取一名重要的情报员的工作汇报。他当时意识到有一辆汽车在跟踪他们，他估计是军情五处的监视车，于是用躲闪的行动来甩掉这辆车。为了急于保证不暴露这位重要的情报员，普里比尔决定去找他的俄国同行罗果夫上校帮忙。罗果夫说需要花一两天时间去核实。之后，罗果夫向普里比尔重新保证，说虽然有辆车跟踪，可后来那辆车放弃了跟踪，因为军情五处相信普里比尔仅仅是在教一位同事开车。罗果夫还说，普里比尔应该知道，军情五处的监视车队最近改变了策略，不再当外交官员们一离开使馆时就公开跟踪，而是在他们上了泰晤士河大桥后才跟踪，因为在那里进行反监视活动比较困难。

    我看了这封信，立刻明白了普里比尔了解到的情况确实是真的。监视队的行动确实进行了改动，这是由于我的建议。这种改变是实行现代化计划的一个部分，皇家加拿大骑警队试验了这一设想，获得了一些成功，这项行动被称为覆盖点。难怪胡佛坚持要他的副手阿尔贝尔蒙特亲自送信。贝尔蒙特拒绝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与霍利斯会面，于是会面被安排在军情五处的一间保密室里。随后贝尔蒙特就诡秘地飞回了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