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起来，卢拉柯夫一莫罗事件似乎证明了没有人渗透到我们内部来。可是，就像过去的每一次试验一样，这里面有令人忧虑的不一致性。

    从过去的监视材料中看出，卢拉柯夫在与对方接头时所作的准备工作上是极有耐心的。过去他去赴约时，总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在伦敦街上兜圈子，乘了出租车，又换乘公共汽车，进出地铁和商店，最后才去碰头。可这一次，他只是直接离开办公室，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去了约定的地点，甚至在汽车内的灯亮着的情况下交换包裹。任何对俄国情报部门熟悉的人都知道，这些举动完全是令人费解地偏离他们正常的职业方式的。

    一九五八年底，我针对调查蒂斯勒揭发的全部情况写了一篇长长的报告，并把它交给了霍利斯。我把蒂斯勒从他那碎嘴的朋友普里比尔上校那里听来的一切情况，一做了研究，并就俄国人如何得到这些情况，向霍利斯谈了我的想法。

    我在报告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谈筏夫技术。毫无疑问，我们是通过它来知道俄国人对我们的监视通讯进行了监听，这成了他们获取军情五处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这种情况已持续了多年。俄国人的这种举动清楚地解释了所谓普里比尔驾驶考测的故事，同时又肯定了俄国人是怎样知道覆盖点行动的原因。尽管我们的通讯分析专家们怀疑，俄国人是不是单单依靠监听我们的通讯就能如此迅速地分析出我们是在泰晤士河大桥上开始跟踪他们的。可是，普里比尔未去与林尼接头，俄国发现我们监视队的新频率之迅速以及卢拉柯夫一莫罗事件等都可以对问题作出不同的解释。我们权衡了各种可能，结论是，俄国人除了通过监听我们监视队的通讯来获取情报以外，并没有两条腿的人这种情报源，可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并没有排除。

    在我把报告呈上去一两天以后，霍利斯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进到他的屋子里去的时候，他弓着背正在看一份档案，并用一支自来水钢笔在上面写画。他并没有抬起头来看我，继续写他的东西。我站在那里仿佛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学童似的。这间办公室在狄克怀特搬走以后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墙上又多了一副前任局长的肖像。霍利斯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张他儿子的照片，旁边有三部电话，分别接通内阁办公室、国防部和军情六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表现个性的任何痕迹。

    谢谢你的报告，彼得。霍利斯说。他仍然没有抬头看我。他同当年早些时候把蒂斯勒档案交给我看的时候相比，完全判若两人。危机已明显地过去了，他又重新眼睛向上了。他还在继续写。

    我给胡佛写了一封信，扼要地对蒂斯勒材料中关于军情五处有间谍的说法进行一次解释，他接着说，如果你能走一趟，向他们的技术人员报告一下这起案子的背景情况，如‘筏夫一类的事，我想这一定很不错。好好地利用这次旅行，好吗？到处走走，交交朋友。

    他抬起头来，突然笑了。

    我很高兴这次我们抢在他们前面了，干得棒。

    他回头又去忙那档案了，这意味着我们之间的简单会晤已经结束。我转身离开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