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伦特身上最突出的事情是他的明显的品格力量和难以理喻的脆弱性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促使一些不同性别的人深深地迷恋于他。他显然是个同性恋者，但事实上据我从他那儿得知，他至少有过两个情妇，她们同他保持终身的亲密关系。布伦特能在这一分钟是一个艺术史专家和学者，在下一分钟就成了情报部门的官僚，或者变成间谍，变成柔弱的同性恋者，变成慢条斯理的国教信徒。但是所有这些角色都使他作为一个人而付出代价。在我们开始会面后不久，我就发现，布伦特远没有从免于起诉中得解脱，而是继续背负着沉重的负担。这并不是一种负罪的负担，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罪。他感到痛苦只是因为觉得自己欺骗了特罗思柴尔德和像狄克怀特、盖伊利德尔那样的好朋友（在盖伊的葬礼上他曾泪流满面）。但这种痛苦只在于做了他不得不做的事，而不在于做了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事。他的负担来自他的那些朋友伙伴和爱人赋予的责任的重压，他了解他们的秘密，而且他感到有责任保守这些秘密。

    我们一开始在科道尔德学院的会见，我就能看出布伦特略见松弛。但是，他保持着机警，因为他知道有关特殊装置的一切，我马上就注意到了电话机被谨慎地移到了厅的最深处。我们在那儿会面的第一个下午，当他走出去端茶时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把茶壶的保暖罩取来盖在电话机上。我大声说道。

    他笑了。

    哦，不用，彼得。你们决不能用那个玩艺儿在那儿听到我。

    起初，我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做笔记，但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记下来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不得不设法采用一种暗中记录谈话内容的方式。最后，紧邻科道尔德学院的房子要改装成现代化的。于是我安放了一个探针话筒，穿过墙通到了布伦特的书房。这是一件棘手的工作。测量必须十分精确，才能确保探针放在挨着我们座位的布伦特这一边的正确位置上。A 处二科安排了一位布伦特的艺术家朋友在我访问他的预定时间里给他打电话，趁他出去到厅里听电话时，我用我的卷尺为话筒的安装做了所有必要的测量。话筒安装得很成功，并且直到最后，它一直工作得非常出色。

    在我们起初的几次会见时，我设法形成一种松弛的气氛。我努力不给他施加太大的压力，只满足谈论对往事的回忆。他谈到了他如何由当时年青而才华出众的盖伊伯吉斯的招募，参加了苏联的事业。对于布伦特，盖伊仍旧是一个痛苦的话题；他刚在莫斯科孤身一人地死去，他那昔日魁梧强壮的身躯被多年的凌辱压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