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知道这不是他的真心话。

    我试图让他打起精神来，但他坚信，霍利斯是为保护他自己而制造了整个事件，而我对此却又无能为力。对二十年间的艰苦奋斗、成绩卓著的报偿，却是背上一口惨遭解雇的黑锅，真令人心寒之至。他知道他的事业破灭了，并且，正如在一九五一年一样，他为之奋斗的一切都被摧毁了。我从未见过有谁比那天夜晚离开办公室的阿瑟更为凄惨了。他握了握我的手，我感谢他过去为我所做的一切。他环顾了办公室一眼，祝你走运，他说着，最后一次走了出去。

    ------------------

    第十六章

    阿瑟离开的时候，我正在D 处三科进行大规模的重建工作。我接管这个科时，它并没有像我所要求的那样具有明确的目的。我相信，如果军情五处要把三十年代的密谋查明白，三科应当起着一个中心作用。一个情报机构，尤其是一个反间谍机构，必须依赖自己的记忆力和使命感，缺乏这些东西，就会一事无成。可是军情五处在一九六四年时从叛逃者和已经坦白的间谍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情报，这些情报互相矛盾，使军情五处无法承受。情报职业中一直有许多马马虎虎的结尾，档案室里堆积着大量的三十年代尚未解决的指控材料和未被证实的可疑材料，使我们感到不知所措。我们需要对那个时代进行回顾，有效地积极地对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布伦特、朗和凯恩克罗斯所认识的每一个人进行审查。

    尽管有了一九五一年的叛逃事件，但是一直拖迟到一九六四年，我们对以前那些间谍的背景仍然了解得甚少， 这是令人费解的。 较为普遍的倾向是把间谍视为烂苹果、过失，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是三十年代那种特殊条件下范围较大的密谋的一部分。在局内部认为我们的情报机关已经被渗透的人与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之间的鸿沟愈来愈深。与此有着共鸣的是另一种类似的分裂：有些人认为苏联在三十年代的渗透是有限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苏联的渗透范围是相当大的，并认为维诺纳行动所提到的八个匿名人正是说明这一点的有力依据。整个五十年代末，双方紧张的关系随着霍利斯不断做出努力来压制阿瑟和我这样要求查明问题的人而日益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