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斯听说我在加拿大谈到过渗透问题，气得大发脾气。我告诉他，在霍利斯那次不成功的访问后，要避免谈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忽视这个问题只能使我们的盟友认为更糟糕。

    华盛顿对此兴趣也是同样的浓厚。我想起了在迈克尔麦考尔家中的一切聚会。此人在一九六四年接替哈里斯通当了军情五处驻华盛顿的秘密联络官。安格尔顿和我躲在一边不与其他人谈话，他紧追不舍地问我军情五处的内部情况。

    你们那帮人捣了什么鬼，他不断地说，霍利斯到这里来讲了一些关于米切尔的荒诞故事。他仿佛不知道这个案子的关键，也没有进行过审讯，现在他却说没有问题了！

    我试图把整个案子向他说清楚。我告诉他，我们认为米切尔的事已经澄清了。我说，就阿瑟和我而言，霍利斯是我们的下一个怀疑对象。我问他是否有什么情况可以提供给我们来帮助侦破此案，他说他要看看他能做些什么。那时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困难时期，肯尼迪刚刚遇刺，沃伦委员会正在进行调查，安格尔顿还有自己那摊子迫切需要处理的事情。

    一九六五年，英国安全部门仿佛在美国人眼里又一次出了纰漏。仅仅四年，一系列间谍丑闻和灾难吞没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首先是霍顿被查出来，他出卖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水下探测系统的重要部分。虽然霍顿案件标志着军情五处新的反间谍能力的胜利，但这引起了美国海军的愤怒，并对英国同行长期怀着敌意。霍顿案件暴露不久，这种敌对情绪在国家安全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表面化了。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海军企图彻底断绝英美两国的情报和秘密交换关系。吉姆安格尔顿和联邦调查局的艾尔贝尔蒙特掐掉了海军的这朵阴谋蓓蕾。

    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他们抓间谍，而我们不抓。贝尔蒙特干巴巴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