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两年，汉利被调到波兰科（D 处二科），他的事业腾飞了。他先到香港去了两年半，后来又回到E 处（殖民地事务处），以后又当了D 处二科的科长，一九六0 年他作为C 处的处长成了委员会的成员。他的事业出现了一个上升的势头，然而他的背景上却有一个可能是间谍的剖面。这个遭受过童年苦难并怀有深深的不安全感的人，在他崭露头角的微妙时期，连续不断地同俄国人接触。也许他像布莱克一样好斗，俄国人便巧妙地利用了他那深藏着的仇恨情绪，直到这些情绪被激发成叛变行为。

    问题在于，帕特里克和我都不相信这回事，尽管在纸上谈起来好像与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吻合。这与霍利斯案件恰好相反，我们都本能地相信案子是指向霍利斯的，而在纸上看起来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就汉利而言，好斗这种理论有些过了头。从他开始在军情五处干事业时，就被人们看作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尽管他的举止常常很吓人，但他的同级和上级都对他有很好的评价。他结婚后与妻子保持着一种亲密而忠诚的关系。最后还有这个精神病医生的证明。

    间谍活动是一种几乎不留证据的犯罪行为，因此不管是好是坏，直觉总是在成功的侦破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一个反间谍官员在碰到疑点时，往往需要掌握一个背景，一条线索和一系列巧合，这些都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甚至像狄克怀特曾说过的那样，会导致上帝显灵;即把各种事实汇集到一个结论上的时刻。可是汉利的线索把我们引向这一条路上，而直觉却把我们引向另一条路上。解决这起案件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审讯。我们于是向琼斯提交了报告。他同意了。

    提到审问，大多数人的想像应是明亮的灯光下的残酷场面：穿着衬衫的人们正用进攻性很强的问题折磨着一名被剥夺了睡眠的嫌疑犯，直到他最后崩溃，倒在地板上饮泪，然后承认事实。实际生活当中的审讯要平常得多。军情五处的审讯是很有步骤的，通常在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之间进行。中间有休息时间吃饭。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间谍会坦白？秘密就在于要以优势压倒你桌子对面坐着的那个人。这是斯卡登作为一个审讯员的成功之秘诀。尽管我们在若干年后嘲笑他为我们后来知道是间谍的嫌疑犯洗刷罪名，可布伦特和其他的五人集团成员却真正地害怕他。当然，他在审讯室的优势并不是基于智力或体力，而主要是由于阿瑟马丁和伊夫琳麦克巴尼特提供给他的情况汇报，使像富克斯那类人相信斯卡登对他们的了解胜过他们对自己的了解。不仅是情况汇报帮助了斯卡登，监听技术也同样帮助了他。在富克斯案件当中，斯卡登相信富克斯是无辜的，直到他们指出富克斯在说谎。这个信息使斯卡登击败了富克斯，当然斯卡登自己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举止上，集中体现了通情达理的英国中产阶级的价值;午茶和花边窗帘;以至于那些被他审问的人不可能把他视为资本主义罪恶的代表，因而他们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