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为西方作出的牺牲他在付钱时这样说。

    但是这种幽默没能掩饰住他在中央情报局四处树敌的事实;在苏联处，嫉妒他的权力的其他处长中，以及在那些仕途上遭到他破坏的官员当中。赫尔姆斯任处长时，他是安全的，但越南战争迅速改变了中央情报局的面貌，要求缓和的日益浓厚的政治风气已开始破坏他的王国赖以建立的冷战怀疑的基础。

    冷战老将比尔哈维已经走了，因为酗酒而被迫退休。安格尔顿也喝得过了头，他的面色开始苍白而憔悴。他的情绪也变了，他变得愈来愈内向，他那乏味的幽默愈来愈少了。他似乎很压抑，好斗，愈加对别人不信任，人们也愈加反对他。

    饮酒、抽烟和钓鱼是安格尔顿的主要松弛方法。巴里拉塞尔琼斯惊奇地告诉我，说他陪伴安格尔顿到他在爱达荷拥有的一条小河去钓鱼的途中，发现安格尔顿每隔一百码就要在水下埋下杰克丹尼尔牌啤酒，以便不会缺酒喝。回到华盛顿后，他的娱乐则是养珍奇的兰花（他是个世界专家），皮革制作，金箔敲制，或为他的朋友和崇拜者做钓饵。

    安格尔顿和我一直谈到凌晨四点钟。我们研究检查了叛逃的每一种可能的情况。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谁是叛逃的，谁是被派来的？这些线索就像铭记在儿童脑海里的诗篇。我们两人都忧虑不安。有许多事都得依赖于对叛逃者作出的正确判断上;对他来说，总统被刺的事要在这种基础上解决；对我来说，下一步行动是追捕老鼠，这也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最后我们从亚历山大利亚走回到第四十四大街桥，安格尔顿把他的车停在靠近国家公墓的冲绳纪念碑后面。安格尔顿富有满腔爱国情，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即崇敬国旗、民族传统的象征等，如冲绳纪念碑，使他十分入迷。他停下来远远地望着它。汽车一辆一辆地从我们旁边唆唆而过。

    这是金的工作。他喃喃地说，这是我听到他很少几次谈起他的老朋友菲尔比当中的一次。

    如果在六十年代初就有用叛逃者来欺骗西方的阴谋，那么我们是很容易上圈套的。整个那几年，为了尽全力吸引叛逃者，伦敦和华盛顿都有一项自觉的政策。他们被看作是能够破坏捷尔任斯基广场上那台正常工作的机器的秘密武器。这项政策的一部分是由于内疚情绪而产生的。早期的叛逃者如古曾科和冯彼得洛夫，他们的服务所得的奖赏是很可怜的，他们对自己受到的待遇感到寒心。他们得了一笔钱后就被赶了出来进了冷宫，只得指望自己竭尽全力来解决生计，大部分叛逃者都无法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内疚还由于安全方面的安排不周，致使沃尔科夫和克里维茨基死去。我们担心消息传回东方会进一步阻止那边的人来接近我们，除非我们做出自觉的努力来显示叛逃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