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不是外交人员的行为，一科的人说，他弯腰捡起内裤，把它扔给那个赤身裸体的俄国人。然后他又谈到正事上。

    让我们面对事实吧！你完了，格里高文。如果他们发现了，会把你遣送回去的

    他沉陷于思考当中。

    你看来似乎更适合在西方。我们知道，我们调查核实过。在美国四年，在丹麦三年。现在伦敦，你反正不想回去，对吗？你为什么不投奔过来？我们会照顾你的。还有丰厚的养老金。你会很安全的。

    俄国人摆了一下手，拒绝了我们提出的条件。他再次要求同大使馆通话。

    一科的人用了两小时试图说服他，并告诉他要考虑未来。他将被剥夺一切特权，丢人现眼地被送回莫斯科，在单调枯燥的西伯利亚边区村落度过自己的生涯。再也没有外汇收入，再也没有海外津贴。

    我是个外交人员，格里高文不断这样说，我要求同大使馆谈谈。

    他就像第二次大战中被俘的飞行员，只会背诵他的姓名、级别和编号。他是一个第一流的士兵，最后我们意识到他不会叛逃。我们把衣服还给了他，然后把他丢在肯辛顿公园附近的人行道上。数月的计划，数年的耐心等待全都白费了。

    第二天早晨，一个匿名棕色包送到俄国大使馆，交大使亲收。里面装有格里高文在床上的一些照片。当天晚上，特别处看到那名克格勃人员被押送上了一架飞机。我们送了一份报告给军情六处的莫斯科分站，建议他们注意他，以便在他又想通了的时候设法进行联系。但我们再也没有听到有关格里高文的消息了。

    叛逃总是夹杂着悲剧色彩。但最惨的案件要数年轻人纳简斯基的案件;一个改变了主意的叛逃者。此人在贸易代表团的船运组工作，我们早就识别出了他是一个克格勃的官员。他是一个言语不多的人，他惟一值得炫耀的地方是他妻子与苏联政治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沾了点亲戚关系。他第一次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我们的监视人员看见他在伦敦公园与一个姑娘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