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再不能躲避了，不管是对我，对琼斯，或是对那个悄然安居在加尔各特的萨默塞特别墅度过他的退休生活的、穿着黑色衣服打高尔夫球的那位先生，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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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章

    在情报工作的生涯中，要是我能取得一个值得骄傲的伟大成就该多好啊！如果能解开这个谜该多好啊！他一生清白总比迟迟不下结论要好。然而秘密世界却并非这么简单，到头来阴影依然存在，并像过去一样浓密，把真相遮盖得严严实实。

    一九六九年的一天上午，我来到以前被D 处三科用来作办公室的那间狭小的工作室里。正当A 处二科的技术人员检查装在南奥德利街我们安全楼的话筒时，书桌上的耳机响了起来。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又一天的开始，又一次审讯的开始，而对我来说，这却是十年闹剧的最后一幕戏。书桌上放着一本像电话簿那么厚的案情摘要， 封面背面印着一个奇怪的词德拉特。这是霍利斯的代号，是几年前由B处的代号小组发给我的，当时我正在D 处三科进行自由调查。现在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德拉特似乎很荒唐，我从不明白它会带来什么痛苦。

    安妮奥尔尤因由于工作特别认真负责，在参加K 处七科工作之前就已从译报室晋升为D 处三科的研究官员了。K 处七科的案子同我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的自由调查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甚至更为详细。他们查阅了霍利斯的履历，并向他在牛津大学的同龄人进行了询查和跟踪，另外还查阅了在上海特别处里的记录，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发现什么重大证据，最后只能同以往一样，成了一个信念的问题。

    审讯前几天，我们向霍利斯发了一封白色信件，请他到办公室来一趟。最后的计划已经制定好了。当然在制定计划时，又发生了一场争执。我们提出在审讯时期对霍利斯进行连续监视，以防他像布莱克那样在吓破胆的时候同苏联上司;如果他果真有的话;进行联系。琼斯对此却不同意。他没说什么理由，但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已下定了决心。甚至连汉利也为这件事辩护，他指着弗琼斯的鼻子说他在这件事上不会被宽恕的。弗琼斯认为批准审讯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而且这是他违心强加在前任局长身上的最后一个耻辱了。

    约翰戴受命主持审讯，安妮奥尔尤因和我则监听审讯实况，并及时提供分析。弗琼斯知道他对这件事管得太多了，但又不能作出公平的选择；另外，案子拖了这么长时间，他应当让别人知道他正在让他的部下处理这个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