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同事是一伙乌合之众，他们都已经退休。这些人原先都是各种情报部门和安全组织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曾风流一时，但现在却早已夕阳西下，走向衰亡了。另外一些主要是商人，他们以间谍自诩，激动地会聚一堂，并不在乎他们自己早被淘汰的事实。

    这次，我未来的雇主却直接把话给我挑明了。

    我们代表我们这一帮忧国忧民的人士。他冠冕堂皇地说。

    他有点像失眠的安格尔顿，他说他们所感兴趣的是怎样阻止工党再度执政。

    一旦工党上台，我们就会失去我们所能享有的一切自由。他说。

    其它的人也点点头。

    你们认为我能帮什么忙呢？我问道。

    情报，他说，我们需要情报，而且我相信你拥有这些情报。

    你们究竟要哪些情报？我问。

    一切有关威尔逊的情报都有用。有许多人会出大价钱。

    但我是安全局的成员我说。

    他傲慢地摆摆手。

    尽早退休。我们将为你安排

    我跟他们敷衍了整整一晚，但却没泄露半点风声。第二天我去找汉利向他汇报这些情况，我建议让我作为代理人继续监视那伙人的活动，但汉利认为小心谨慎是上策。

    别理他们，彼得，他说，那是个肮脏的游戏，你别卷进去。

    汉利对我们在六十年代收集的有关威尔逊和工党的资料知道得很少，因此我积极建议他读读这些资料。我告诉他，大选即将开始，这些资料也许有用。

    这些资料同‘流畅报告一样，他看完后说，到处都是烟，却看不到火。

    然而，他同意为了谨慎起见再对资料研究一番，特别是安格尔顿正在用威尔逊的问题同我们纠缠。我告诉汉利出于政治的考虑，我们应当做点什么事来装点样子。

    一九七四年初，每件事都发展到了它们的政治顶峰。少数工党政府的人当选，而军情五处正掌握着重要情报，一旦泄露，后果则不堪设想。首相本人正在受到调查的消息至少会导致首相的辞职，军情五处的一些官员并没忘记这一点。

    一天下午，我的办公室里来了两位同事和另外三四名官员。我合上正在阅读的档案，问他们有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