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六十年代，我们认为索妮妮的通讯没有价值，因而取消了对它的监听。军情五处相信索妮妮到英国是为了躲避纳粹和战争，而且直到一九四四年克劳斯富克斯自愿加入苏联情报部以后才积极为苏联情报部工作。通讯总部也完全否认索妮妮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三年之间在牛津附近的家里发过这些无线电电文。

    但克雷默的电文彻底推翻了这一结论，这些电文告诉我们，苏联谍报机关的确曾经派遣索妮妮来到牛津地区。早在一九四一年，索妮妮就成了一批间谍的上司了。克雷默的电文还谈到了索妮妮付给她手下间谍们报酬的详细情况，以及她本人几次用无线电进行广播的时间和每次广播的持续时间等情报。我想，如果我们在一九六九年就掌握了这些情报，那将对霍利斯的审讯产生影响。我感到一阵痛心。

    掌握了这些情报后，我敢肯定，埃里确实存在，而他的上司就是住在牛津附近的索妮妮，有关他的身份的秘密就在索妮妮的电文里。前几年不知什么原因，索妮妮的信号突然消失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到世界各地进行搜索，看看别的地方是否也收到过她的信号。

    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寻找新的维诺纳和索妮妮通讯，我跑了三十七万公里的路程。到了法国，法国机密情报局说没有这方面的情报，尽管马塞尔说他们肯定收到过索妮妮信号；但也许不久前被一个蓝宝石间谍把记录销毁了。在德国我也一无所获，在意大利也一样。西班牙拒绝在我们交出直布罗陀前考虑我们的要求。我在加拿大呆了好几个月，我对各个邮局同世界各地的电传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然而也是一无所获。在华盛顿，我也进行了广泛的搜索，同样也没有什么结果。我找的东西以前曾经存在过，而且还归过档，可最终还是从我的手指缝里漏掉了。一想起这些，我的心都快要碎了。

    一九七四年汉利和我开始为下一次的卡扎布会议作准备。这次会议定于五月在伦敦召开。我告诉他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很可能就霍利斯一案向他施加压力。自从霍利斯受到审讯以后，我们完满地制止了各种评论，只有安格尔顿一个人固执地保存着在磁带上的一些录音。

    我应当说什么呢？汉利问我。

    我告诉他要有理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