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他们一些事实。我们有许多陈旧的指控，而且有许多值得怀疑的人，霍利斯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可能是最值得怀疑的一个。我们最后对他进行了审讯，但我们还不能对他作出最后的结论。

    一九七四年的卡扎布会议同六十年代的那次欢欣鼓舞的聚会大不一样，上次参加会议的许多熟人都没来，斯普赖不在了，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吉姆贝内特也不在了。贝内特是皇家骑警队围剿内奸运动的一名嫌疑分子，这次运动使骑警队陷于瘫痪，而且甚至把我也牵扯了进去（我坚信，贝内特虽然在审讯中行为有些异常，但决不是间谍）。此外赫尔姆斯也不在了。安格尔顿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在华盛顿，水门事件的丑闻已经家喻户晓，中央情报局的丑事正在一件件地暴露出来。

    汉利简短地谈了谈霍利斯的案子。对此，与会代表的反应很平静。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曾经历过同样的事，深知这种事会带来怎样的痛苦和损失。汉利在讲话结束时，很有礼貌地请各位代表根据他的报告估计一下霍利斯一案将造成的损失。这是白厅的惯用伎俩，把问题摊开，然后让别人来作结论！

    在卡扎布会议以后，我只见过安格尔顿一次。那是一九七四年年底，在华盛顿。安格尔顿知道自己将被迫离开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新局长威廉科尔比决心把他赶出去。几年来在管理东南亚反情报工作的问题上，安格尔顿一直在同科尔比吵闹不休。现在科尔比当了局长，除掉安格尔顿的机会就来了，而且《纽约时报》又登载了一条传说，指责安格尔顿是国内邮件检查计划的幕后策划者。几天之内安格尔顿和他的所有高级职员一起辞了职。

    那次我见到安格尔顿时，他正在发脾气。

    在他知道了他所有的高级职员都被革职的消息后，骂道：两百年的反情报工作全泡汤了。很显然，《纽约时报》所编造的故事不过是这场战争的第一枪。不到半年，中央情报局就陷进了参议院汇报会和检举揭发的泥潭里去了。一九七四年人们开始了清算，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他们情报部门过去的调查和指控进行了调查。我们简直成了现代贱民;被人敌视、怀疑和追击。

    奥德菲尔德和汉利非常害怕国外事态的发展，特别害怕国外揭发出的事件同自己的情报部门有关。他们意识到新上台的工党政府正准备鼓励这种国外事态的发展。这时，史蒂芬德莫布雷也作出了最后决定，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一九七四年中期，他去找他的朋友菲利普德朱吕艾塔。朱吕艾塔在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任首相时，曾是他的私人秘书。莫布雷简要地向他谈了自己担心军情五处已被渗透的想法，另外他还说，他真为军情五处的任免制度担忧。朱吕艾塔建议他去找新内阁大臣约翰亨特爵士。德莫布雷告诉莫里斯，他已经无法忍受了，然后就去唐宁街十号找亨特爵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