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的焦虑，那种风雨欲来的感觉压得人喘不过气，偏偏此时我回不去，因此更加烦闷不安。无论我们将那个孩子侧写得多么具体，究竟是他在暗我在明，凌云木身上的不确定性又太多，唯恐多生波折。

    为了转移注意力，我继续跟郝爱国分析案情，“学校的保洁员找到了吗？六月十三日那晚，凌云木被关在杂物房，就是一名保洁员给他开的门。”

    没想到郝爱国说：“我们没找到这样的人。那天晚上加班的保洁员就两个，都是男的。”

    凌云木口中的保洁员是女的。

    “会不会找人替班了？”

    “没有，他们记得很清楚。也并没有打开杂物房的门就看到一个男生跑出来的经历。”

    真的是好的不灵坏的灵，这个结果我设想过。

    郝爱国说：“会不会是随便一个路人，听到凌云木拍门就顺便给他开了？凌云木很焦急看错也说不定，而且先入为主地以为进杂物房的就是保洁员？”

    “路人会穿保洁员的黄色制服吗？”

    郝爱国语塞，他倒是把这个忘了。

    我说：“保洁员就是那个人的可能性很大，他擅长各种伪装，作案前将凌云木拖进了杂物房，从外面扣上门，作案完毕再乔装回去将他放了，让他回去见证案发现场。”

    这时候郝爱国神情有点凝重，我问他怎么了，他凝思片刻，说：“哥，这个案子很多推断都是放在那个孩子身上，但无可否认，凌云木仍旧没法排除嫌疑，不是吗？”

    他发来一张杂物房的照片，“杂物房位于学校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几乎废弃不用了。一般都是锁着的，但没人能回忆那天杂物房到底有没有上锁。老木门沉重结实又并非密不透风，有人实验过，从外面拉一根鱼线，就能将门锁的搭扣扣到铁圈上，十分牢固，就这样将自己困住。”

    我沉默了，果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点。

    郝爱国继续说道：“凌云木有足够的时间作案完毕后将自己困住。我们可能穷尽一切办法也找不到那个保洁员，那凌云木的这段经历就没什么依据了。他无法提供不在场证明，嫌疑人身份就一直暧昧不清，六·一三案到底是那个人做的，还是凌云木做的？”

    我说：“凌云木作案，这是说不通的，作案完毕后将自己困住，又找一个不存在的保洁员开门见证自己的困境？有这样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的吗？真是他干的就该在杂物房里坐到天亮，更不会被自己的所作所为吓出精神病。再比如，假设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暴力型人格，这个人格有足够的反侦察能力和强大的力量，并且蓄谋已久。他完成虐杀后跑到杂物房躲了起来，为什么又要让主人格跑回去看尸体变成精神分裂？次人格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主人格，不该是反其道而行。”

    “可就算是这样，次人格也未必料到主人格会跑回案发现场啊，他应该掌控不了主人格的动向吧？”

    “如果真的存在那个恶魔般的次人格，当主人格亲临惨不忍睹的案发现场，在他崩溃之前次人格就该出来救场了，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主人格变成精神病？”

    我俩好像在争论属于另一个维度的无限可能，有点形而上学的意思，越说越离奇。

    最终我总结道：“一件事如果看不透来龙去脉，就看结果。结果是，他人格分裂了，本来被艰难抑制的次人格获得了自由，这就是六·一三案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