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你值班，下午三点坐窗边的客人你有印象吗……是两个警察来问……你还没醒？！都几点了，今天下午是你值班你没忘吧……昨晚还喝那么多，活该你个狗子……”

    收银员熟稔地通话着，许是朋友宿醉太过丢脸，不好在警察面前骂骂咧咧，说着不自觉压低声音，最后挂了电话，不好意思地朝对面站着的应深和沈文钦低头，“抱歉，我同事宿醉，现在说什么他脑子都不清醒，大概没办法想起那时的事了。”

    “那麻烦给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收银员立刻写下一串手机号码，递过去时，犹豫说：“警官先生，他喝得有点多，所以可能会挂电话不接。”

    “那地址也写上。”

    收银员：“呃……他中午才刚睡觉，可能要到明早才能清醒点，喝得有点多，所以……”去了也没用。

    沈文钦听了，笑：“这么听来，喝得确实有点多啊，你们老板没炒了他，真是良心。”

    收银员干笑，心想那家伙就是不打算干了，才这么大胆的。

    应深便说：“我们明天再来。”

    收银员点头，“好的，麻烦两位警官了。”

    回了警局。

    何锡均那边的审问也差不多了，应深他们一问，得到的结果是极其配合，大概是史上对警察最友好信任的嫌疑人了，所以反而感觉没问出些什么。

    “不是有研究说什么天生杀手吗？犯罪者的脑部结构异于常人，往上追溯，家族内有好几个杀人的，会遗传，后代犯罪的可能性更高。”一警员提出这个观点。

    不是胡乱说说，是的确有一定的科学性。国外研究者用大量杀人犯的脑部CT作为论证，得出这样的结果。那本身从来没犯下什么大罪，只因为祖辈有罪，他们就该同样承担不良影响，一旦出什么事，就成为警方的头号嫌疑人？这未免显得太不公平。所以部分过激的研究者也被批判功利主义，为了社会整体，忽视了个人的权利，伤害个体的行为也会扩散影响开来，这并不是什么好方法。

    专案组组长沉声说：“就因为这样怀疑？那怎么定罪，说因为他脑子不寻常，很可能是犯罪者所以关起来吗？别说虚的，要证据。”

    只是怀疑，没有确切证据，顶多留置盘查二十四小时，就要放人。

    说到虚的，有些警员下意识地看向两位来协助侦查的犯罪心理侧写人员，说什么心理分析，听着玄乎，又不能作为呈堂证供，不就是很虚吗？

    “别看我们，这方面你们破案也会用到，只是不专门搞这个，根据犯罪行为、尸检报告、现场证据等加以分析，有依据的，可不是乱猜。”沈文钦解释。

    然后互相交换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技术员调出了何锡均的生平资料，随即便是应深他们的工作，这人是否符合侧写，过去的经历有无造成杀人诱因的可能。一般来说，为避免主观心理影响，不会以一个特定的人来进行反侧写，考虑范围太过狭窄，局限思考。但现在失踪者的母亲死蹲守在警局，双目赤红，担忧着唯一的女儿生命安全。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不是什么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可翻云覆雨，从各种渠道去找人。她焦急，无力，没有任何办法，警方是她唯一的希望。警方当然也不愿让她失望。

    何锡均，25岁，长相白净，品行端正，从小一直成绩优异，即便有些小毛病，总的来说，也是容易让人喜爱的年轻人。大学期间，有一个感情很好的女友，毕业后本打算结婚，但自他父亲的杀人罪名落实，在镇里传开后，他的名声也跟着彻底臭了，杀人犯的儿子，有多少人能坦然接受？女友一家和他断绝关系，处处碰壁，遭人冷眼，竟瞬间尝遍了人情冷暖，众叛亲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