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文革时期认为学数理化违背上山下乡的方向，要斩草除根销毁，许多教科书沦为废品。侯厂当时思想比较活跃，认为国家总归需要科学家，需要工程师。他把收购站里原来的和之后收到一些教科书悄悄藏起来，没当成废品卖掉。国家恢复高考，机会来了，人家没复习资料，他有，有一整套60年代前期出版发行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当时这套书在全国很抢手，出版社来不及印，只能印《代数》，印其中的一册。大城市谁家没知青，为了在农村的兄弟姐妹，好多人全家上阵，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队，就为抢购一本《代数》。”

    自己考大学不容易，老领导考大学更不容易。

    韩博感叹道：“丝织总厂，就是现在的丝绸集团，那么多干部和大学生，侯厂之所以对我另眼相待，跟学习经历有很大关系。他用40天时间复习，考上大学。我用40多天复习，考到律师资格。直到现在，他还经常提醒我不要忘记学习。”

    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冬季高考，570多万人参加考试，由于当时办学条件有限，结果只录取不到30万人，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一个没什么基础的初中生，用40天时间自学，成功考上大学，太不容易了。

    “有钱便买，没钱就卖，下雨收好，晴天再晒。”再念这句顺口溜，李晓蕾不再想笑，感觉很有意义，很感慨，很感动。

    侯厂和老卢是完全不同的领导干部，不是同一代人，但同样会变通。

    韩博回头看了看，笑道：“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县委。当时大学生少，很吃香。坐办公室，整天写材料，他感觉没意思。丝织厂效益不好，产品销售不出去，工人拿不到工资，他主动请缨去丝织厂工作，县里任命他为副厂长。丝绸主要靠出口，当时出口主要靠外贸公司，企业是没资格参加广交会的。他不服气，带样品一个人去。结果进会场要有门票，门票要持县级以上单位介绍信购买，他出发时没开介绍信，买不到，进不去。涉外酒店住得全外宾，跟友谊商店一样闲人免进。他没办法，只能到处瞎钻，结果被公安当成盲流遣返回来了。”

    媒体宣传的全光辉历史，哪里会报导这些。

    李晓蕾感觉很有意思，满是期待问：“再后来呢？”

    “去过一次，知道怎么回事，回来开始拼命复习英语。整天自言自语，走路说，做梦都在说。古总和钱总以为他精神有问题，以为是不是跟遣返有关系，许多职工真以为他受到刺激，变成了一个书呆子。第二年春天，他又要去。厂里坚决不同意，一是没钱，二担心他精神病发作，万一走丢没法跟亲属交代。他做过那么多准备当然不会放弃，厂里不给钱自己想办法，带上样品偷偷去了。”

    韩博打转向灯超过一辆慢吞吞的大货车，接着道：“到了广州，他没再瞎钻，蹲在涉外宾馆门口等外商，跟广州的大学生一样毛遂自荐给人当翻译。他本来就是大学生，又头悬梁锥刺股大半年，口语非常溜，收费又低，很快找到一份临时的翻译工作。有外商带，哪儿都能去，白天在会场留意哪些外商有意采购丝绸，晚上带样品去宾馆推销，邀请外商来思岗实地考察。功夫不负有心人，交易会进行到一半他就帮厂里拿到600多美元订单。绕过外贸公司，直接面对客户，利润比之前高，并且有了稳定的客户。从那之后一发不可收，600万，800万，1000万……不光创汇，不光搞活一厂，还带动全县搞蚕桑生产，多少老百姓跟着收益。”

    前晚在丝绸宾馆吃饭，三位老总说过，丝绸集团上交的利税不算多，但能帮县里乃至市里完成创汇任务，能帮县里数以万计农民增加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