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实行集体化，基本是简单再生产，社会没有剩余，对金融服务没什么需求。改革开放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积极性被调动出来，社会产品开始有了剩余，扩大再生产被提到议事日程，也就有了金融服务的需求。”

    “为解决这一问题，农村合作基金会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列入全国十大农村改革试验之一。由于大家都没有经验，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艰难前进，不可避免出现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是产权不清晰、管理不善、政府过多干预、缺少有效监管、出现大面积的兑付风险，甚至在局部地区出现挤兑风波。对于出现的问题，包括学界在内的人们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一是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二是区分对待，肯定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发展。”

    罗红新点点头，崔丽华和武装部长等常委深以为然。

    一致认为“李行长”还是比较有水平的，虽然年轻，虽然生活在首都，但对农村、农业有一定了解。正所谓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条理清晰，全说在点子上，显然下过一番功夫。

    功夫是下过，不过是别人下的。

    “李行长”有一个庞大的“智囊团”及“顾问团”，有上百位法律、金融及政策顾问。何况基金会已被取缔三年，这三年期间不知道来过多少工作专班、工作组、调查组和调研组，不知道开过多少次会。

    每次来领导，镇里、基金会、股东代表都会据理力争，别说董事长，楼下保安上来都能说几句。

    李晓蕾轻叹一口气，一脸遗憾说：“令人费解的是，决策层并没有采取多数人赞同的第二种做法，而是采取的少数人主张的第一种做法，‘一刀切’地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没有考虑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对金融的巨大和旺盛需求，这绝对是一个失误！”

    上级怎么可能错，这就不太好评论了。

    罗红新摸摸鼻子，其他常委面面相窥，方峰被搞得啼笑皆非，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石向辉和笑而不语的副检察长周胜男。

    “据我所知，当时考虑的是农村已经有了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依靠这两家金融机构，就完全可以满足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对金融的巨大需求。实践证明，这一判断是不正确的。”

    李晓蕾认真严肃，要是年龄再大一点，再跟老卢一样打几个手势，搞不清的真以为是多大领导。

    “事实是，农业银行在商业化改革过程中，为追求经济效益，纷纷从乡镇撤离回县城，掀起一股不小的‘回城’热潮，几乎不给农民特别是经济状况一般的农户贷款；信用合作社在乡镇一级区域虽然没有竞争，但因为种种原因很难独立担当起完全满足‘三农’金融需求的重任。至于邮政储蓄，一提到它我就生气！只吸储不放贷，不光在良庄，在全国各地都这样。利用其网点遍布全国大小城乡、邮递员每天穿梭于各村之间大多兼任储蓄代办员，以及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增多，汇兑资金滞留增加的优势，把储蓄业务做得红红火火，整个一农村资金的‘抽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