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放兄，这样一篇发人深思的好文，真的不考虑一下在我们沪市的报纸上发表吗？”

    “是啊，寄都寄过来了，干嘛非要发在燕京？相放兄此次见到容与先生后，一定要好好劝劝对方。”

    “就发在《丝语》上面，我和它那里的编辑相熟，必定给这篇文要个好位置！”

    都是当日拜读了陈知意小说的教授们，要说陈知意写的这个小短篇，能有多么的惊为天人，那倒不至于。

    不过是一方面出于爱才的心理，这样将将露出锋芒的璞玉，如果能拉到他们南面这边来，那岂不是如虎添翼，十分的让人扬眉吐气？

    另一方面，则真真的是因为小说本身的价值了。

    这篇小短篇放在现代，可能连一个水花都激不起，无他，时势如此，里面的思想观念，都是被人说烂了的。

    但放在民国，放在这个思想刚刚萌芽的时代，却如同是一道惊雷一般，炸出了各种思想的火花。

    这时代的人，太迷茫太压抑了，他们渴求着救国的法子，但却如同无头的苍蝇一般找不到方向，而陈知意，却天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她所写下的，正是经历过这个时代的先辈，试错了无数法子、耗费了无数心血，才得出的正确的道路。

    这道路宛如一道良方，虽不能立即药到病除，却仿佛一道锋利的剑般，隐隐劈开了那道真理上笼罩的乌云。

    真理越辩越明，有了这个正确的引子后，后面百花齐放集思广益之下，离真正踏上这条道路，就不远了。

    正是因为预见到了这篇小短篇的价值，这群教授们才会如此的不舍。

    盛情难却之下，林路留想了想开口，“此去燕京，我见到容与之后，定会劝她将本文在沪市日报上发表。”

    虽然不知道，知己为什么非要发表在《燕京日报》上，甚至为此还不惜拐了一个弯，将文章寄给了自己。

    但这件事本来就无伤大雅，既然是她的心愿，那自己就尽力为她完成就是了。

    至于沪市这边──一篇小说又不是只能发在一份报纸上，大不了到时候两份报纸同时刊登好了。这边林路留到了燕京后，第一时间就联系了《燕京日报》相熟的编辑。

    他虽常年待在沪市，划分起来的话，属于是南面那一派，而《燕京日报》却是北方的报纸，两者之间的联系应该不深。

    但天下文人之间，多的是盘根错节的关系，《燕京日报》的一位主编，正好受过他祖父的教导，虽然不能说是正经弟子，却也是有着几分师生之情的。

    林路留此次，就正是联系了这位主编。

    一篇文章的好坏，就像真金不怕火炼一样，即使是混在一堆鱼目里面，也能让人里面辨别出这颗珍珠。

    《燕京日报》的主编当即同意了林路留的发表要求。

    而按理来说，同一期报刊是很少同时发布，两篇同类

    型的文章的，既然已经同意了林路留指定时间发表的要求，那简容的那篇《纺织女工春雨的一生》，就该顺势排到其他几期报刊上。

    但也不知道是剧情惯性还是什么的，《燕京日报》主编竟把两篇排到了一起，决定同时发表。

    林路留在办妥了事情后，又旁敲侧击的问了报社人员几句。

    他本来还想着知己非要发在指定的报纸，还专门指定了时间，是不是和燕京日报的人有着什么瓜葛？那他能不能从这方面，打听到有关知己的消息？

    但令他失望的是，不管他怎么旁敲侧击，报社里的人却都像是真的不知道半点，和容与这个笔名有关的消息。

    只能说林路留是走错了道路，一步错步步错，但凡他想得简单一点，直接去信去询问陈知意的地址名字的话，说不定这时候两人早就见面了。

    十月二十一日，燕京日报上发表了两篇皆以讽刺主义为题材的小说，一篇为《纺织女工春雨的一生》，一篇为《说张三》，两篇文章一篇署名为一个大写的外文字母“g”，另一篇却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容与”。

    两篇小说一经发表后，都纷纷在文学界先后引起了一阵动荡。

    而这两篇小说署下的笔名，对文坛来说，却都是第一次见，再观其文风笔触，显而易见的都应该是初出茅庐的新人。

    这引得外界纷纷感叹当今文坛后继有人的同时，也在小范围内，就文章内容引发了一阵争论。

    先是《纺织女工春雨的一生》，因其揭露了纺织女们悲惨的一生，行文有理有据，描写翔实，同时戳中了一部分资本家的痛脚的缘故，引得一家规模颇大的纺织厂雇佣写手，首先开始了对这片文章的批判。

    其文章中多用了“无稽之谈”来否认纺织女工们糟糕的处境，接着就“纺织行业为当前经济做出的贡献”、“因为个人的遭遇就否认整个行业是因噎废食”等理由，展开了一系列论证。

    文章最怕的不是被人骂，而是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激不起半点水花，一篇文章，越是有人骂，就越能反衬出它的价值。

    就这一点来看的话，《纺织女工春雨的一生》显然是极其成功的。

    在继第一篇骂它的文章出现之后，接下来接二连三的开始在其他小报上，出现了对这篇文章的批判。

    而《春雨》的支持者们也并不甘于寂寞，纷纷开始在报纸上发表对它的声援。

    一时间，这篇文章竟以一己之力，造成了对一个行业、甚至整个工业与人文之间的批判与反思。

    在《春雨》的气势下，和它相比，另一篇《说张三》，就显得有些乏力了。

    它也引起了一阵小规模范围内的讨论，但这些讨论是谨慎的、低调的、仿佛惊动了什么似的，如若不是已经斟酌过百遍，能够确定无疑这些词汇的正确性的话，讨论者们是绝不会轻易将这些言论，发表到纸上的。

    《说张三》所指向的问题，实在是太犀利了，从来弱国无外交，这一百多年来，多少能人志士漂洋过海，甚至不惜客死他乡，不惜抛头流血，“上下求索，九死而未悔”，不就是为了找到这么一个强国的法子吗？

    竟是制度变革！竟是制度变革！

    时人虽然对此已经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但在普遍的观念里，仍旧秉持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实业救国的主流，甚至学西方，照搬他们的政体，也不过是懵懵懂懂的囫囵吞枣，向强者学习罢了。

    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这么明明白白、单刀直入的提出，国之弊病之所以会如此，竟是因为制度的原因。

    简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其实就算陈知意不提，不久之后也会有人提出这个观念，毕竟不少人已经模模糊

    糊的有了这个念头，就只差捅破这层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