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科进士来说，吏部其实是个好去处，文选司和考功司的主事职位不高，却掌管着外放官员的晋升与考核，尤其到了京察之年，便是外放的三品大员也要对吏部主事客客气气，这就是京官对外官的优势所在。

    但这只是对普通进士来说。

    按历科殿试的排名，会元最低也是二甲前五，如嘉靖四十一年殿试，会元王锡爵是榜眼，嘉靖四十四年殿试，会元陈栋是探花，而即便是一甲名次与会试相差极大的隆庆二年殿试，会元田一儁文章不得隆庆帝喜欢，但他也取了二甲第三，以上这几人都授了翰林院编修之职。

    若有翰林可做，谁稀罕吏部主事之职？

    除了穷一些，翰林在大明官场可谓无敌，上可入内阁，而下——不受京察掣肘，不必成日担惊受怕。

    因而吕调阳这句只是说笑罢了，但除了翰林院之外，对新科进士们来说，六部可谓是极好的去处，六部之中，吏部铨掌天下官员晋升与考核，更是无数官员的梦想之地。

    “大冢宰觉得新科会元郎如何？”吕调阳道，“此子应对只是平平，文章倒是写得才华横溢。”

    第84章 好友

    张居正却道：“观其文可以见其人,会元郎胸中有沟壑。”

    他之所以将柳贺点为会员，除了柳贺文章质朴无浮辞外，也有他五篇策问写得极好的缘故。因科举重头场,士子们只知钻研四书五经，头场七篇文章通常写得文采斐然，然而后面的策问便显出其实际见识的不足。

    策问看的是考生应对政事的能力，考的是真本事,便是文章再花团锦簇,内里的缺失还是能被一眼看出。

    而柳贺的策问虽淳实,某些字句却让张居正有一针见血之感，仿佛平平之中蕴含着锦绣一般。

    正如柳贺给他的印象。

    在一众士子中，柳贺并不显得如何出挑，若非他是会元郎,张居正恐怕都不会第一眼看到他。

    但这般性格倒是很适合官场。

    张居正少时也有些张扬，因而被湖广巡抚顾璘压了一科乡试，直至二十二岁才考中举人，而为官之初，因深感嘉靖朝吏治腐败政废人弛，他也曾上过《论时政疏》，可惜却无人采纳,之后张居正学会了内敛与蛰伏,讨好严嵩父子,才一步步升至今日的官位。

    官场中人若是毫无个性,只适宜当一个教书匠,若是性子过于张扬,又很容易被打压。

    不过张居正对柳贺只是匆匆一观,并未细致观察,眼下他已位极人臣，一个小小的会元郎并不会让他关注太多。

    当然，这一科会试所录的贡士皆是他的门生，对于张居正来说，他若想在朝中有一番作为，门生还是需要培养一二的，毕竟门生不会改换门庭，一切听座师命令。

    从某种程度上说，三年一科的会试正是内阁阁臣培养门生的渠道，尽管会试乃是为国取士，可取中的贡士拜阁老为座师，以门生自称，到底是为国取士呢，还是为某些阁臣的私利取士呢？

    沈鲤所斥责的，正是官场上的这股不正之风。

    ……

    拜会过主考与副主考之后，柳贺又去拜会了自己的房师沈鲤，可惜沈鲤待他却不甚热情，但也叮嘱他好好准备殿试：“若是进了一甲，你我日后便是同僚，有许多机会可以说话。”

    柳贺心中不由对沈鲤敬佩不已，此人果真端方君子。

    柳贺喜欢与性子正直的老师打交道，因他们心正，待人便正，柳贺不求从他们身上享受特殊待遇，却可以享受到平等的待遇。

    ……

    待众士子拜会过主考与房师，会试的考卷也进献给了隆庆皇帝。

    在明朝，进卷乃是传统，不仅是会试卷，便是顺天乡试的乡试卷也要进呈皇帝御览。

    隆庆辛未科的《会试录》就在放榜之后第三日进献，进呈皇帝的《会试录》用黄绫壳一本、红绫壳两本，都用销金黄红包袱包裹，由礼部尚书亲自呈上，除了呈给皇帝的之外，太后、中宫皇后及东宫太子那边也要呈上。

    这一科《会试录》录了二十篇文章，柳贺一人便独占五篇，他四书、五经及诏诰表、策问文章皆入选其中，隆庆翻阅时只觉处处有柳贺之名：“这会元郎的文章，张卿与吕卿似是极喜爱，朕也觉得此人文章质朴可爱。”

    “这会元郎是何地人？”

    与父亲嘉靖不同，隆庆帝的性子颇为随和，对臣下也并不苛刻，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皆为他当裕王时的讲官，即位以后，隆庆对这几位旧臣也极其优容。

    皇帝有问，礼部尚书潘晟自是认真作答：“会元郎乃是镇江府人，他是隆庆元年应天乡试的解元。”

    隆庆又问了数个问题，他问得细，臣属们便答得细，隆庆在一旁连连点头。

    接下来隆庆帝便与大臣们商议起了三月殿试之事。

    按大明朝的惯例，殿试于丑、辰

    、戌、未年会试之次月举行，洪武年规定是三月初一举行，成化以后则逐渐改为三月望日举行，即三月十五举行。

    会试在奉天殿举行，“临轩发策、读卷、题名、发榜、传制，皆天子亲行之”，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嘉靖就是个可以将这套程序省去的皇帝，纵观整个大明历史，有一个鲜明特色，明君寿命都很短，昏君寿命长又特别能折腾，主要代表就是嘉靖与万历。

    当然，所谓“皆天子亲行”也是不可能的，像阅卷、读卷这样的流程必须由大臣协助，隆庆帝此时便在考虑读卷官的人选。

    按一般的惯例，读卷官非执政大臣不得参与，通常来说，阁臣全部参与，九卿通常也会入选，詹事府与翰林学士偶尔也会加入其中。

    被选为读卷官，也是天子信任的表现。

    隆庆帝并不专断，四位阁臣李春芳、高拱、张居正和殷士儋定了之后，接下来便轮到六部尚书，因礼部尚书需担任殿试提调官，吏部尚书张居正为阁臣，兵部尚书郭乾、工部尚书朱衡、户部尚书张守直与刑部尚书刘自强是接下来的四位人选。

    隆庆帝接下来又点了通政司、督察院与大理寺的主官，这是传统，众臣都没有意见。

    而其余人选隆庆帝则请几位阁臣推荐。

    张居正荐举了吕调阳。

    高拱则荐举了张四维。

    张四维是山西平阳人，高拱虽出生于河南新郑，祖籍却在山西，张四维便透过这一层老乡关系与他搭上了线，一步步晋升至吏部左侍郎。

    对两位信臣的推举，隆庆帝当场允了，之后又与诸臣商定了殿试中的一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