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安谨言已经不想再听任何解释了，他冷冷地瞥了沈君颐一眼，转身回小区去了。

    而沈君颐也没有再追上前去，他看着安谨言的背影，在朝阳中狼狈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也钻进了车里，走了。

    就这么结束了。

    有时候我忍不住想，他们俩之间到底有真情吗？——或许有，但可能不多。中个掺杂了太多东西，利益的，隐瞒的，攀附的，和患得患失的。可能两人都在寻找着退出的契机，而这件事不过是给彼此找了一个说拜拜的机会。

    总之，世界又回到它本来的轨道上，就这样日日重复，又过了很久。

    今年阴历七月十五的时候，我去墓园看我师傅。

    我入行的时候我师傅都快退休了，但他总说，有几个挂心的案子没解决，等不到结果，不想退。

    往前推二十年，我师傅是国内响当当的法制记者，很多重大的冤案都是他一手报道推动平反的，因此在圈内素有侠名。他自然与沈君颐的师傅相识，一个是法律圈的泰斗，一个是法制报道领域的先锋，两人渊源甚深，颇有些英雄相惜的意思。实际上，我这种社恐，能在这个领域里混下去，能拿到源源不断的案子爆料，能认识沈君颐的师傅，也是当年刚入行时，我师傅领着，一顿顿饭局地吃过去，一个个前辈地引荐，一个个案件手把手地教着写，积累下来的福报。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冤案平反后，当事人拿到了七位数的赔偿，专门请代理过此案的律师，以及奔走报道过的记者吃饭。到那天时，我惊讶地发现，居然乌泱泱来了三十多个人，其中不少人头发都已经白了。

    判一个案子或许要几个月，几年，但想为一个案子翻案，则是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数代法律人、媒体人的努力。持续的申诉，持续的呼吁，师傅把未完成的案子交给徒弟，转行的把未完的案子交给后来人，就这样接力下去，直到迎来法官宣布当事人无罪的那一刻。

    那场宴席上，当头发花白的当事人携家人出来敬酒时，很多人都哭了，其中就包括我师傅，以及沈君颐的师傅。

    也或许是因为远远地见识过那位德高望重的前辈的风采，我才对沈君颐格外看不上。不过无所谓了，斯人已逝，我师傅也去世好些年了，连我跟沈君颐这一辈，都也开始当上师傅，人生代代无穷已，一代人有一代人心目中高峰的标准，没准在后辈的眼中，我们也不过是跟不上时代的庸庸碌碌之辈罢了。

    这天墓园里来了不少人。沈君颐的师傅也长眠在这里。当年老先生在办最后一个案件中受辱，郁郁而终，他的爱子也是个律师，办完丧事后，誓今后不再碰刑辩案件，没过多久就移民了。我去给我师傅扫墓时，远远望到一眼，有几个老先生的家人在扫墓，但我都不太熟，就没过去打招呼了。

    有些个圈里的消息，我还是要跟师傅说一说的。几个月前，一些政商消息引得法律界和媒体界聚焦关注，有位外号叫做“铁判”的官员落马了。要知道，这个外号并不是说他铁面无私，而是说他经手的案子好几个后来都爆出存在刑讯逼供证据不足的情况，但愣就是很难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