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关键一点，就是死亡时间问题。据我们推断，死者是在末次进餐后两小时左右死亡的。死者鲍光敏是在9日中午十二点吃的饭，一点半才离开家。那么，距离他死亡，只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李立是不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把鲍光敏带回家再杀死的，即便是骑车，也不可能。”

    “那会不会是鲍光敏自己乘车、打车到了李立家附近？”高局长问，“毕竟他们年龄相差不大，而且鲍光敏也不知道李立和他父亲的仇恨。”

    “不会。”我说，“从鲍光敏家走出来，上大路都要十五分钟的时间。”

    “那会不会是李立在鲍光敏家附近杀人？”

    “也不会。”我说，“死者死亡是在中午时分，哪儿都是人，只有可能是在室内遇害，才不会被人发现。”

    高局长陷入了沉思。

    我理解高局长的心情，本来出现的一丝曙光，被我这么一说，又重回了黑暗。这个案子一旦就这样陷入僵局，就会比较麻烦。因为现场被破坏，尸体腐败严重，我们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甚至连甄别犯罪嫌疑人都无计可施。

    沉默了一阵后，高局长起身打开会议室门，说：“你们辛苦一天了，回去休息吧，我们再研究一下下一步工作措施。”

    我们知道此时即便我们留在这里，也帮不上他们什么忙，于是起身离开。

    可能现在的我是需要一些休息，尤其是需要一些时间从早晨的“身体检查”给我带来的惊恐里走出来，稳定一下情绪，才能把整个案子的情况串联起来，从而想出一些破案的捷径。不然靠着案件现在掌握的这么点儿线索，排查工作都无法开展。

    “我觉得吧，”大宝在回去的路上对我说，“我们还是要从死者脚踝上的腐败分界线考虑，搞清楚了这个问题，说不准会有一些突破。”

    大宝和我想到了一起。其实从坐上车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4

    洗完澡，我舒服地躺在宾馆的床上。林涛知道我要是遇到累或是害怕的时候，睡觉就会打呼，我早晨去做了检查，对于从来没有看过男科的我来说，一定是个巨大的惊吓，加之一整天的奔波、工作，今天的我是又累又怕，一定会鼾声如雷。所以他挽起大宝的胳膊，转身就走，对我说：“今晚别烦我，我和大宝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