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倚兰上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女孩子,被老师形容成“天生反骨”。
那女孩很漂亮,眼睛大大的,永远也梳不整齐头发,一到全班按个头大小排队踢腿地去食堂的时候,她就要借口上厕所而消失。上课时她就低头在课本上画画,写作文就批评学校教育是在填鸭;要是不得不加入集体,她就好像在受折磨。邓倚兰注视了她整个小学,听她反复说了无数遍:“凭什么?我不愿意啊,我的想法就不重要吗?”
“你们看着吧,”
邓倚兰作为小组长去办公室交作业本的时候,一个中年女老师朝其他老师说,“年纪不大,个人意识这么强,自由散漫,以后有的她苦头吃!”
那语气,仿佛迫不及待要看见那女孩后悔的时候了。
个人意识是不好的东西吗?
邓倚兰一直觉得,自己与那女孩是完全不同的人,如果个人意识是不好的东西,那她就很好。她让老师说一句都会掉眼泪,上课从来不迟到,听爸妈话做了规规矩矩的出纳——直到在这一天,她骤然听见自己高声怒喝道:“可是我不愿意!”
一瞬间,她好像被扔回了二十多年前,又回到了那个闷热午后的教室里。那个头发总是乱七八糟的女孩子,正一边哭一边去外面罚站。
她来不及多想。第一句话震响了房间,接下来的话就像潮水似的涌了出来:“就算我有病,就算我觉得天上有两个太阳,我也不愿意被关起来,你们有什么权力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那男医生拿着表,望着她。那句“你不愿意有什么用”他没说出口,却响亮地回荡在房间里。
“你要是说我有伤人倾向,自杀倾向,要保护起来,好嘛,你做评估。可我没有这种倾向,任何正经精神科医生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我一不伤人二不自残,你们还关着我,凭什么?随便说一个人精神有病,不管他自己愿不愿意就往病院一送,这人就再也见不到天日了,这不是恐怖片吗?”
男医生低下头,刷刷在纸上写了几行字。
邓倚兰伸长了脖子,眯眼看,看清了“躁郁”、“冲动”、“不能自控”之类的词。她几乎要气笑了。
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不管什么人披个什么皮,说让你去你就得去,说不让你走就可以不让你走。学校老师也好,精神病院医生也好,商场保安也好,居委会开会没开完也好……邓倚兰的愤怒,看在他人眼里,越发证实了她这个人确实精神有毛病——不用上班,单位掏钱给你治病,这是上哪儿找的好事呀,只有精神病才会这样又愤又恨。
给她开的药,邓倚兰全都偷偷吐了。等她爸妈来看过她,劝她好好治病、反省错误之后,她干脆放开了:反正她逃不出五大三粗的男护工监守,也没有人肯放她出院;那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再也不担心什么话说了会带来什么后果,反正她是一个精神病。
面对给她评估病情的医生,邓倚兰就说:“你知道我没病,你评估什么?你怎么不评估评估自己的职业道德水平?”
遇上态度蛮横的护士,邓倚兰就说:“我是不是成年人?我有没有行为能力?我自己不能给自己做决定吗,用得着你来为我好?”
放在一个月以前,她恐怕会被自己给吓死,现在她倒是像解放了,看着对方难看的脸色,心情畅快得很。
然而那个护士第二天时,用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将她打入了谷底。
“你还高兴呢?”那护士的语气和小学时的女老师一样,盯着她,笑着说:“你那个死去的老公被查出来和博物馆失窃有关了,想偷东西没成,黑吃黑才死了的,他们还没抓着犯事的人呢。”
那天邓倚兰什么也没吃下去,晚上却起来吐了两次。
入院不到一个星期,她就觉得自己可能是真的要得精神病了。有一个病人整天念叨着“他们听得见我说话”、“到处都是他们的眼睛”;他们说他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可是邓倚兰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第五天的时候,出院已经变成了一个渺茫的希望。外面的世界退化成了一个梦,想起来就觉得十分遥远。只需要几天的工夫,她在外面生活过的三十几年就模糊了,好像一团灰,被风一点一点吹散了。
她变得很少说话了,总是愣愣地盯着一个地方出神。好像什么也没想,又总是想得很累。
这天吃午饭的时候,她与其他病情较轻的病人一样,坐在饭堂里。她正望着自己的托盘发呆,有一个人走来在对面坐下了。
是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叔。
据说他在这家病院很久了,总是不说话,也没有暴力倾向,到点就吃药吃饭睡觉,久而久之,医院上下都对他视如不见,把他当成了这医院里的桌子、椅子,好像他早已成了这医院背景板的一部分。
“张……张叔?”她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记对了。
“我不姓张。”这是邓倚兰第一次听见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奇怪口音,说不上来是哪里人。
“啊,对不——”
“他们管我叫张叔,是因为我本名中有个音节和张近似。”他低下头,舀了一勺粥,看着它却不吃。
“那你的本名是……?”
半晌,张叔吐出来一串长长的、音节奇异的声音,不像邓倚兰听说过的任何一种语言。这里不愧是精神病院,太多妄想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