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怪就怪你父亲，他荒谬，愚蠢，那个人是他的帮凶、同谋。”

    潘晚吟讲的是德语，她知道楼下的女儿能听懂。

    这是亲密也是疏离。

    1967年以后，她的德语很少示人。

    这是母女间最后一次对话，她把她看作人生意外，杜仲明的不干不净，连带杜蘅不干不净。

    高挑婀娜的身影伫立在二楼窗边，眼看父女二人被扭送上警车。那天杜蘅穿着睡衣，还来不及换身体面的衣服。

    直到对开的车门关闭，楼上女人一副脸容还是送丈夫女儿出趟不远不近的门而已。

    很长一段时间，杜蘅的脑子都是空白。

    彻底空白。

    直到经历过一场女牢监啸，杜蘅才确信，清楚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转监没有任何预兆。

    星夜运输犯人的火车呼哧呼哧大喘气，似乎预感到这回运载的不是四脚牲口，而是一群两足牲口，气味坏，人数多，为此大发脾气。

    火车越开越沉默。

    她也越来越沉默。

    到了大西北，她已经是个不响的人。

    父亲杜仲明的话却渐渐变多。

    顶着一头蓬乱的头发，穿着劳改服，给她说笑话。杜教授说起笑话，风趣诙谐，好比麦田拾穗，可以大俗也可以大雅。

    几十年听人吵架没有白听，他的一部分脑力专门用来记录普通人通过争吵，智慧和文学性充分爆发的一刻。

    现在讲给女儿听。

    杜教授在女儿面前，愿意当白鼻子小丑。

    并不知道，女儿把他和汪湘莲之间钻屁股门子的话听了进去。

    深深记在脑子里。

    汪湘莲成为父女俩的默契，彼此不提。

    一直到监号认尸，变成血泊里的惊叹号，除了收到汪老师死亡报告那天，杜蘅没有在杜仲明脸上见过一次真实的情绪，他总是笑得太多，笑得超额。

    把逆境笑成顺境。

    笑出不和困难一般见识的大度。

    就连说“眉眉儿，爸爸对不起你”之类愧疚难当的话，也必须带些笑容。

    他的苦闷从来不给杜蘅看，给她的只有笑容。

    现在他的父爱是定额四颗土豆匀两颗出来给杜蘅，青稞馒头还没捂热，先给她掰一半放铝饭盒里。公子哥的脸一点点塌下去，头发乱成蓬草，还是笑。

    自学西班牙语，为基地做翻译时和正面人物嬉笑，交谈，说反面人物允许范围内的话，争取把女儿也带上，享享握笔的空闲。

    但凡见个兵，也能“首长”“首长”地喊人家。

    某一天，杜蘅突然发现，父亲和正面人物说话时出现了一副讨喜的老狗相。如果他肯用这副模样多呆一个月，别变成惊叹号，就能等到特赦。

    可他不肯等。

    在杜仲明死后，审讯来了。

    门在她身后砰的被关上。

    前后左右，四面冷墙严肃地打量人，桌面摆着一沓材料。一场长时间的审讯，把杜蘅的肠胃审醒了。监号认尸后，她的肠胃就像死了一样，不会饿，没动静。中途突然清醒，饥饿在她肚子里生龙活虎。

    生生耍出一套拳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