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听听天幕上的叙述，再看看眼前那个此时还一脸纠结痛苦恨不得官都不当了的憨憨。

    突然间就没办法跟未来的自己产生一种共情……只觉得跟这种人斤斤计较的自己，可能是真的被旧党其他人逼疯了呢（。）

    【章惇是元佑元年闰二月二十三号被贬的，苏轼是元佑元年三月二十二日上的书，中间也就隔了二十八天，甚至不到一个月。

    说了什么呢？

    “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

    “王韶以熙河进，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苏缄一家，坐受屠灭。”

    他本意是重点批判沈起、刘彝二人，毕竟他向来是个看不惯战争，屡次抨击过贪恋边功的人。王韶、章惇、熊本在这片奏疏中被批判的程度其实约等于零，还没有王安石高。

    可在章惇眼中，这就是明晃晃地指责他附和王安石谋求边功，草菅人命。

    更要命的是，苏轼可能自己忘了，但章惇却记得清清楚楚——招降五溪边民这件事，是他仕途中几件颇为他自得的功绩之一。

    而当初两人感情正浓，苏轼还特意为章惇写诗，夸赞他“近闻猛士收丹穴”，此举是“功名谁使连三捷”。

    从后世人的角度看，这件事确实没那么复杂：苏轼大嘴巴子，想什么说什么不过脑子，因言获罪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当初夸章惇是因为章惇是他朋友，夸夸朋友的功绩那是当然的。而上书抨击贪恋边功，则是就事论事，他就是看不惯沈起这种行为。

    可对于章惇而言：昔日他官位高于苏轼，苏轼便写诗夸赞。如今他一朝落魄，还是因为苏辙的上书沦落至此，苏轼却讽刺他昔日功绩——笑死，好一个前恭后倨！

    苏轼在十二月的时候，还给十一月自请罢职，跑去洞霄宫，心境我们前面提到已经快黑化的章惇写了一封信。

    “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

    一起归隐田园，是我们俩早年都有的想法啊！如今你一个人率先实现了这个理想，可真叫我羡慕。

    这个时候的章惇，是提举杭州洞霄宫，官职被苏轼称为“宫使正议”。

    而苏轼是翰林学士，知制诰。】！

    第127章

    这个对比实在是过于惨烈了,以至于在场大部分官员都情不自禁掩住了颜面。

    将他们自己稍微代入进章惇那时的处境，便是一些听闻过欧阳修为苏轼扬出的文名，对这个肉眼可见才华横溢的后生好感不小的官员,心下都忍不住有些戚戚。

    这也太狠了……闹掰也是真不冤枉啊。

    而苏轼处在这样微妙的环境中，哪怕是对这方面的神经并不敏锐，将在场大部分人面上感同身受般的神色收入目中,他也能知道这件事情自己其实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