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指望他们能有多少文化造诣，那实在是难为人了，这东西对于武臣来说，没有两代人是养不出来的.当然了，如果养出来了，对武臣来说也未必是好事，因为武臣的本职工作就是打仗，而培养文化素质，第二代人或许还能打，到了第三代，基本就开始走下坡路。

    毕竟，文武双全也太难为人了。

    这种议论国家大政的场合，谁没文化谁尴尬，反正李景隆是不尴尬的。

    李景隆继续说道：“所谓四民皆本，便是说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即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则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终身之事毕矣。”

    “北宋取消了过去之前延续了上千年的、对于商人在各方面的歧视，也取消了坊市制度，商人可以在市场里的任意时间进行交易，只要给国家交税就行，这就造成了北宋商业的高度繁华。”

    “当然了，为了收税，北宋制定了严格的律法，不允许对商人进行勒索，北宋的商业环境也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不仅有专门的官吏管理交易市场，而且禁止缺斤短两，每个市场都有统一的度量衡参考，并且官府保护私产。”

    这时大皇子朱高炽插话道：“元初有学者马端临曾言：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宋人之立法，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

    “那北宋朝廷为了分商贾之利，想来商税一定很重？”三皇子朱高燧也问道。

    “非也。”

    理财专家、户部尚书夏原吉解答道：“大明是3%，北宋是5%。”

    “拉弗曲线。”

    半天没说话的姜星火忽然道。

    “拉什么弗？”

    “拉弗曲线”，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在姜星火前世，由美国供给学派代表人物阿瑟·拉弗提出，并且作为美伶宗里根的经济顾问，为里根政府推行减税政策出谋划策，里根经济学的基础原理之一，就是减税这一招，非常管用。

    通俗的说，拉弗曲线描绘了国家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国家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国家税收收入减少.听起来很奇怪，但实际上道理很简单。

    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想要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课以重税并非是一个好选择，相反，降低税率反而会起到刺激经济活跃，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

    姜星火给奉天殿内的众人大概解释了一下“拉弗曲线”的道理，让刚才脑子里只有【加税、加税、超级加倍！】的朱棣大概弄明白了，原来拔毛不是越狠越好，得细水长流。

    “所以王安石搞市易法，便是因为北宋的商业足够发达，商人足够多，交易量足够大，就如同青苗法一样，北宋的两条国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四民皆本’，才是根源所在。”

    “大明有这个基础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没有！

    田地制度上，大明实行鱼鳞册、黄册的“双册”制度；商业政策上，大明执行严格的“重农抑商”政策。

    这两种政策，几乎是与北宋截然相反的。

    朱棣问道：“那国师以为，大明同样也要‘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四民皆本’吗？”

    听闻此言，就连一直默默地当隐形人的内阁众人也停下了手中的笔，认真以待。

    “不能！”

    姜星火严肃地答道：“王安石变法给我们的变法，提供了最直观的参考样本，而从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就是，田地制度绝对不能贸然改变！”

    听到这句话，内阁众人松了口气，黄福、蹇义也放下了心里的大石头。

    鱼鳞册、黄册的“双册”制度虽然有种种弊端，但却是大明朝廷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最重要政策手段，如果这都要改，那显然是天都得塌了。

    “姜星火虽不算老成谋国，但这一点倒还稳重。”兵部尚书茹瑺看着姜星火，心头暗暗道。

    虽然他是跟着皇帝的态度走的，但茹瑺的心里并不是特别地支持变法，在茹瑺看来，不胡乱折腾就是最好的，如果姜星火连田地制度都打算动，那就是真的动摇国本的事情了，哪怕是茹瑺，也不得不违背皇帝的态度直言劝谏。

    听到不动田地制度，朱棣也很满意。

    别的都好说，动摇不了国家根本，但田地制度这种东西闹不好，是真的会搞的江山倾覆的.王莽的例子还不够鲜活吗？

    “但四民皆本，却是要以加以借鉴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了刚才说的第二要务，也就是通过对市场的挖掘来获得经济收入，充分活跃国内市场。”

    姜星火顿了顿才继续说道：“不管是王安石变法还是我们的变法，核心目标就是快速改善国家的财政情况，并且最好是不留隐患地改善.那么天下田地总量有限就意味着农业税有限，大明每年能收上来的农业税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要看向商业能为国家提供的税收，也就是国内商税和海外贸易，海外贸易方才已经分析过了，姜某要说的，便是我们如何吸收王安石变法在商业上政策失败的教训，以及王安石到底失败在了哪里，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商业上的变法成功，从而让国家的财政实现快速增长。”

    姜星火的目的当然不是让大明财政快速增长，让朱棣有花不完的钱去建立千古一帝的功业，事实上，不知不觉间，姜星火已经把邪龙破壳而出的最重要条件深埋了下来。

    “方才说了，王安石的方向是对的，确实要用动态的眼光看问题，国家要用动态的理财术，但王安石选择的路是错的，因为有几样活跃市场的东西他不懂，也就是我所说的产权基础、中央银行、商业钱庄、公司制。”

    “产权基础是什么？”朱高煦适时问道。

    “商业交易的最重要条件是什么？”姜星火反问道。

    “公平交易？”

    “不。”

    姜星火摇了摇头，说道：“最重要的条件是——财产私有。”

    “如果你的财产随时可能会被剥夺，那么就算你公平交易，又有什么用的？或许下一瞬间，你的财产就不是伱的了。”

    这里要说的是，姜星火最想实现的，当然不是财产私有，而是相反的一条路，但基于目前15世纪的具体时代条件而言，显然是先搞财产私有，把邪龙孵化出来更为靠谱一点，毕竟历史是螺旋上升的嘛。

    但是这一点，却并不算出乎意料地引来了一片沉默。

    原因也很简单，这一个名义的问题。

    从名义上讲，在封建皇权时代，“朕即国家”。

    整个大明的一切，从法理层面，都是大明皇帝的所有物，个人不存在私产。

    皇帝一般不会派人冲进你家，把你的家里的财产充公，但皇帝毫无疑问有随时、随地、随意、随人地行使这样权力的法理依据，这也是皇权至高无上的重要的表现。

    如果承认财产私有，那就意味着对皇权的破坏，这是朱棣这个皇帝，乃至他身旁的皇子和国公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的权力，从根本上讲，都源自于皇权。

    “臣民名义上财产私有，朕断然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