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星火的立场站的很稳，并没有因为对方的某种“让步”而随之妥协。

    因为从心性论的角度，姜星火压根就不认为儒家基于天地之性所衍生出来的“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是属于实理范畴，也就是他反对这种在“仁义礼智信”之前先立一性的形上学，如果是基于这种逻辑去推导一个“天性”，那么跟佛家成佛的逻辑有什么区别呢？

    说白了，“仁义礼智信”没错，道德也没错，但理学家将这些东西，定义为“天理”范畴，属于“天地之性”，来居高临下地指导社会经济生活，在姜星火看来就是错的。

    如果今天他接受了这种对方的“妥协”，承认了理学家的道德准则对于经济活动的指导地位，那么其实一切都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今天的太学之会，争到现在，争的就是到底存不存在“天地之性”这种至高的、凌驾于一切现实之上的概念。

    “解大绅方才所言，盖赤子之心，见父自然知爱，见兄自然知敬。”

    姜星火继续道：“若是真有一个天理，基于物质遗传的种种本能，方是天理源头，何消去存天理，而后发之为仁义礼智信？如孝子见父赴役，天寒起盥冷水，见之痛哭曰：为人子而令亲如此，尚得为人乎！于是以身代之。此痛哭一念，是从天理而求得的吗？我以为，宋儒往往说倒了。”

    “《孟子尽心上》所言：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有亲亲而后有仁之名，则亲亲是仁之根也，今欲于亲亲之上，求其所发者以为之根；有敬长而后有义之名，则敬长是义之根也，今欲于敬长之上，求其所发者以为之根.此宋儒所以有‘性中曷尝有孝悌来’之论，天地之性不明，由此故也。”

    针对胡俨所提的“仁义礼智信”这个根本论点，姜星火给予了重点针对回应。

    对于当先的“仁义”两点，在儒家体系里，仁的基础是亲亲，义的基础是敬长，这个是孟子明文规定的，而所谓亲亲，指的就是孝，所谓敬长，指的就是悌。

    姜星火认为，孝悌作为仁义的根基，非如程朱所理解的那样仁义为孝悌之根本、孝悌为仁义之发用。而是“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准则都是虚名，譬如仁义，是先有亲亲敬长，才后出现的。

    从名实关系上看，“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准则，是基于物质遗传的人伦关系和后天社会关系形成的，孝悌之行为实，仁义礼智为名，这就完全颠倒了程朱理学在天地之性所派生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原则问题上的观点。

    而接下来，双方又是一阵唇枪舌剑。

    辩论，再一次陷入了僵局。

    姜星火“理欲统一”的心性论观点非常牢靠，反方辩手们根本无法驳倒，之前以退为进的招数，也宣告无效了。

    实际上，辩论到了这里，所有反方的辩手，胡俨、杨士奇、王允绳、高逊志、汪与立、杨敬诚心头都升起了一股无可奈何之感。

    本体论方面，姜星火的物质细胞理论，实在是无可辩驳，所以已经开局输一半了。

    剩下的这一半，也就是心性论，姜星火更是咬死了“理欲统一”的观点一步不退。

    如之奈何？

    几人交换了一下眼神，杨士奇这时候忽然看到，在负责记录的杨荣，给他使了个眼色。

    “若是真到了局势为难的时候，不妨用此法破局。”

    杨士奇想起了此前他们所商议的内容。

    眼下，似乎就到了不得不用的时候了。

    因为再拖下去，没有对策的话，那就输了。

    杨士奇又等了等，眼见胡俨也是无计可施，于是咬牙出声道。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

    “性者，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

    “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学》之序言之，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

    曹端闻言却是一怔。

    ——尽心论。

    因为理学的尽心论是心性论的一部分，全靠心证，而心证的东西，拿来辩论是没有结果的。

    所以，这就是属于拖时间的无赖打法。

    但凡要点脸面的，肯定是干不出来这种事情的，所以胡俨没好意思。

    而杨士奇今天为了赢.不，或许只是为了输的不那么难堪，直接把理学的尽心论给祭了出来。

    而理学尽心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尽心与穷理致知、体认天理这三者，是一并显发的，只要尽得此心之全，亦即意味着对万物之理的穷极无余，在逻辑层次上，万物之理是天理的显现。

    最终版本的朱熹则认为，对于人心，想要尽得此心，必须穷理致知，只有这样才能透显涵具灵昭明觉之知的本心，并上达天理，最终实现人的气质之性与天理的天地之性的统一。

    解缙此时只道：“谬矣！”

    “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强恕而行’，讲的都是尽心，心之在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如此种种，如孺子入井而有恻隐之心，不尽则石火电光，尽之则满腔恻隐，无非性体也，人与天虽有形色之隔，而气（物质）未尝不相通，知性知天，同一理也，何必舍近求远？”

    解缙的意思是，朱熹等宋儒认为“性/理”是独立实体，所以才有“必以知性先于尽心”的尽心论说法，继而以穷理为入手工夫，而其所穷所知之理乃天地万物之理，反失却人心恻隐羞恶等条理，不说南辕北辙，也可以说是舍近求远。

    汪与立这时候反驳道：“是以圣人设教，使人默识此心之灵，而存之于端庄静一之中，以为穷理之本;使人知有众理之妙，而穷之于学问思辨之际，以致尽心之功。巨细相涵，动静交养，初未尝有内外精粗之择，及其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焉，则亦有以知其浑然一致，而果无内外精粗之可言矣。”

    汪与立的说法，就是典型的理学的“交融贯通之境”，也就是宋儒们总结出的境界法门，是知觉之心体在穷理、致知之后“心理合一”的证成。

    此时此刻，反方辩手们已经不指望赢了，只指望输的不要这么难看。

    而眼见杨士奇用的“尽心论”这招似乎有点效果，反方辩手们也是跟着一拥而上。

    高逊志亦是开口道：“专务于内，从心求理，则物不尽；专务于外，从物穷理，则心不尽。物不尽，心不尽，皆是理不尽，故而必心物内外交融，达至于心理合一之境界。”

    杨敬诚亦是打起精神来说道：“必其表里精粗无所不尽，而又益推其类以通之，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君子之聪睿，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

    融会贯通之境，这个说法被反复提及，实际上就是宋儒认为当为学致知进至脱然贯通境界，知觉之心知与物之理则一体契合，故本心所具之灵昭明觉之知，不仅能够究极天下之物的精微义理，也能够究极此心体之量。

    有点类似于“大自在”、“大圆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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