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小老张第二次说张叔夜高方平等人受韩非子的有毒言论影响过重，建议严禁《韩非子》，焚烧和那个坏蛋有关的一切典籍。

其实赵佶本身也很不喜欢《韩非子》，只是说这个张克公平时人品没赞够，说来说去都这么几句，让赵佶非常之恼火，就如同一个逆反的孩子一样，喜欢把张克公的话反着听，于是不予理会。

吏部侍郎张商英出列说道：“老臣还是建议把张克公拖下去烧了，于是整个朝廷就清静了。”

何执中相公也出列说道：“但凡姓张的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的话陛下当做耳边风就行。”

赵佶还真的被何执中虎得一愣一愣的。话说赵佶耳根子软，又是一个比较有创意、喜欢根据姓氏判断一个人的忠勇程度，前有张康国那个老不死的家伙犯错，朝廷又有张克公这么一个棒槌整个胡说八道，于是导致赵佶很疑惑的多看了张商英和张叔夜几眼。 这个形式让张叔夜非常尴尬，何执中这个老狐狸才是最该死的人，他轻易打横，分散的赵佶的注意力，这原本是在讨论江州黄文炳遇害的善后问题，却被张克公的无知、张商英的冲动，何执中这个老狐狸的利用，把节奏往批斗大会上靠拢了。

蔡京觉得何执中这是想上位。老何这是抓住了老夫对梁子美的心病，抓住赵佶喜欢以姓氏判断忠勇的心思，想坐尚书右仆射的位置。

高唐事件后，老夫打压梁子美回京是必然的，这种情况下右仆射最有可能落在张叔夜手里。然而张叔夜在平时，总体是个不让赵佶愉快的家伙，三天两头的对皇帝说“你家皇城的钱太多啦，建议节流一些进入户部”。

赵佶对此生气是肯定的。现在何执中利用赵佶喜欢用姓氏判断忠勇度的心思胡说八道，赵佶未必会信，但却会提醒着赵佶，别轻易让不让皇家安生的人的出任次相。于此情况下，张叔夜遭遇了皇帝忌讳，而梁子美又被老夫打压，于是不论资历职位声望等各方面，就属何执中最为适合了。

鉴于何执中这条老狗前次在郓城攻防战的问题上抹黑高方平，说高方平杀民代匪，虚报军功，怂恿蔡京着手彻查去踩雷区。

哪怕现在蔡党无人可用，老蔡也不想让何执中继续乱来，出列把节奏带回来道：“陛下勿要被他们各方人士分散心思，其他一切皆是小问题，但是江州黄文炳遇害，老臣觉得这是反贼祸乱天下的预兆，我朝匪患严重至此，该是着手改革军制，彻底剿匪的时候了。”

张叔夜吓了一跳，出列道：“臣之观点和太师不同。我朝因为很多深层次的缘故，的确匪患过重。但其实目下总体平稳，未见得比往年严重。随着高方平所部几次和反贼恶匪的战斗大捷，总体上形成了威慑，匪患问题正在得到有效缓解。军制，现有军制是我朝开朝以来，就被太祖皇帝定下的基调，不易轻易改动。历朝历代来说，轻易的解锁军制大面积剿匪，容易造成‘请神容易送神难’局面，匪患的根由未必减除，却容易形成兵灾残害百姓的局面。”

赵佶被吓了一跳，他未必能理解张叔夜的理论，但是他是个小乖乖，不喜欢违背祖宗规矩，也自来不喜欢一切的兵事和军人。

不随意的放纵军人蛮天下乱来，此点不需要英明神武，是但凡赵家人深入骨髓之中的理念。基本上就是延续到后面，面临民族存亡时候的国战之际，此问题也从未被皇家放松，金兵南下之际种师道官拜枢密使，兼北方诸路宣抚使，却依旧是有职无权、事事需要请示朝廷，就是这个原因了。

基于这些缘故，蔡京此番想改革军制抓权的提议，被赵佶迟疑了。

最终，赵佶看向了掌管军务的陶节夫。

陶节夫是很亲蔡京的人，但是军制改革非同小可，一但开始就很难收回来，基本等于枢密院被“门下省”给部分架空。因为那意味着，枢密院的部分权利会被收归兵部，兵部是门下省机构，那当然就是蔡京说了算了。

在大宋制度中，专门设立枢密院架空兵部，这是有原因的。更早以前，还设立了“三司”架空户部，只是说元丰改制之后，三司撤销，财权还给户部，也就是还给了宰相。

陶节夫当然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响应蔡京，于是出列道：“陛下圣明，我朝目下的军制并无大问题，不宜大刀阔斧，老臣支持张叔夜说辞，做不好的时候无为而至，就是最好的办法。轻易解锁兵事，展开全国性剿匪目下并无必要。”

以种师道刘仲武为首的一班子武臣，很想把张叔夜和陶节夫拖出去打死。这个问题上他们当然支持蔡京。黄文炳到底因为什么遇害，妈的他们谁关心啊，然而剿匪风暴一但掀开，军伍的很多节制就被解锁，武臣和军人的地位待遇话语权等各方面，就全面提升，所以他们当然希望。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他们虽然能进来站在朝上，却没有说话的余地。这是规矩。

就算被皇帝问，他们也不能乱说，否则下朝后肯定会被猥琐的士大夫教做人，官至枢密副使的狄青就是这么被士大夫坑死的。

陶节夫支持张叔夜后，江州黄文炳事件被当做“阴谋”而不是“匪患”对待，此事基本就被定调了，不容再更改。

皇帝的守臣遇害，赵佶也无法容忍，于是张叔夜之前“派狠人前往一查到底”的基调也就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