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太太探身去弹烟灰，若有所思，侧过一只脚，注视着脚上的杏黄皮鞋，男式系鞋带，鞋面上有几条细白痕子。“猫抓的，”她微笑着解释，一半自言自语。“搁在床底下，房东太太的猫进来了。”

吸了口烟，因又笑道：“我们老太爷死的时候，叫我们给他穿衣裳。”她只加深了嘴角的笑意代替扮鬼脸。“她怕，”她轻声说。当然还是指她婆婆。

“老伴一断气就碰都不敢碰。他们家规矩这么大，公公媳妇赤身露体的，这倒又不忌讳了？”伍太太带笑横眉咕哝了一声，“那还要替他抹身？”

“杠房的人给抹身，我们就光给穿衬里衣裳。寿衣还没做，打绍甫，怪他不提早着点。”又悄悄地笑道：“我不知道，我跟二少奶奶到瑞蚨祥去买衣料做寿衣，回来绍甫也没告诉我。”

“绍甫就是这样。”伍太太微笑着，说了之后沉默片刻，又笑道：“绍甫现在好多了。”

荀太太先没接口，顿了顿方笑道：“绍甫我就恨他那时候日本人来——”他在南京故宫博物院做事，打起仗来跟着撤退，她正带着孩子们回娘家，在上海。“他把他们的古董都装箱子带走了，把我的东西全丢了。我的相片全丢了，还有衣裳，皮子，都没了。”

“嗳，从前的相片就是这样，丢了就没了。”伍太太虽然自己年青的时候没有漂亮过，也能了解美人迟暮的心情。

“可不是，丢了就没了。”

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北京去。重庆生活程度高，小公务员无法接家眷，抗战八年，胜利后等船又等了一年。那时候他不知怎么又闹意见赌气不干了，幸而有个朋友替他在上海一个大学图书馆找了个事，他回北京去接了她出来。

她跟伍太太也是久别重逢。伍太太现在又是一个人，十分清闲，常找她来，其实还可以找得勤些，住得又近，但是打电话去，荀太太在电话上总有点模糊，说什么都含笑答应着，使人不大确定她听明白了没有。派人送信，又要她给钱。

她不愿让底下人看不起她穷亲戚，总是给得太多。寄信去吧，又有点不甘心，好容易又都住上海了，还要写信。这次收到回信，信封上多贴了一张邮票，伍太太有啼笑皆非之感。

她连邮局也要给双倍。

先在虹口租了间房，有老鼠，把祖铭的手指头都咬破了。

米面口袋都得悬空吊着，不然给咬了个窟窿，全漏光了。

“现在搬的这地方好，”荀太太常说。

上次苑梅到同学家去，伍太太叫她顺便弯到荀家去送个信，也是免得让荀太太又给酒钱。是个阴暗的老洋房，他们住在二楼近楼梯口，四面的房门，不大，一只两屉桌，一只五斗橱，隔开一张双人木床与小铁床。锅镬砧板摆了一桌子，小煤球炉子在房门外。荀太太笑嘻嘻迎接着，态度非常大方自然，也没张罗茶水，就像这是学生宿舍。

就她一个人在家。祖铭进中学，十四岁了，比他爸爸还要高，爱打篮球。荀太太常说他去看球赛了。

“他们有了两个孩子之后不想要了，祖铭是个漏网之鱼。

有天不知怎么没用药——是一种牙膏似地挤出来，“伍太太有一次笑着轻声告诉苑梅。

漏网之鱼倒已经这么大了。怎么能跟父母住一间房，多么不便。苑梅这么一想，马上觉得不应该，虽说久别胜新婚，人家年纪不轻了，怎么想到这上头去。子范刚走，难道倒已经心理不正常起来了？现代心理学的皮毛她很知道一些，就是不用功。所以她父亲就气她不肯念书——就喜欢她一个人，这样使他失望，中学毕业就跟一个同学的哥哥结婚了，家里非常反对。她从小家里有钱，所以不重视钱，现在可受别了。

要跟子范一块去是免开尊口，他去已经是个意外的机会。

她是感染了战后美国的风气，流行早婚。女孩子背上一只背袋驼着婴儿，天下去得。连男孩子都自动放弃大学学位，不慕荣利，追求平实的生活。

子范本来已经放弃了，找了个事，还不够养家，婚后还是跟父母住。美国也是小夫妇起初还是住在老家里，不过他们不限男家女家。

想不到这时候倒又蹦出这么个机会来。难道还要他放弃一次？仿佛说不过去。

他走了，丢下她一个人吊儿郎当，就连在娘家都不大合适，当她是个大人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想出去找个事做，免得成天没事干，中学毕业生能做的事，婆家通不过，他们面子上下不来。

最气人的是如果没有结婚，正好跟他一块去——她父母求之不得，供给她出国进大学。

这时候只好眼看着弟弟妹妹一个个出去，也不能眼红。

她不是不放心他。但是远在万里外，如果要完全放心，那除非是不爱他，以为他没人要，没有神话里一样美丽的公主会爱上他。

她母亲当初就是跟父亲一块出去的，她还是在外国出世的，两三岁才托便人带她回来，什么都不记得的，多冤！听上去她母亲在外国也不快乐。多冤！

其实伍太太几乎从来不提在国外那几年。只有一次，回国后初次见到荀太太，讲起在外面的伙食问题，“还不是自己做，”伍太太咕哝了一声，却又猝然道：“说是红烧肉要先炸一下。” 荀太太怔了怔，抗议地一声娇叫：“不用啊！”

“说要先炸*獱。”伍太太淡然重复了一句。

荀太太也换了不确定的口气，只喃喃地半自言自语：“用不着炸*獱！”

“嗳，说是要先炸。”像是声明她不负责任，反正是有这话。她虽然没像荀太太“三日入厨下”，也没多享几天福，出阁不久就出国了。不会做菜，红烧肉总会做的，但是做出来总是亮汪汪的一锅油，里面浮着几小块黑不溜秋的瘦肉，伍先生生气地说：“上中学时候偷着拿两个脸盆倒扣着炖的还比这好。”

后来有一次开中国学生会，遇见两个女生——她们虽然平日不开伙仓，常常男朋女友大家合伙打牙祭——听她们说红烧肉要先炸过，将信将疑。她们又不是华侨，不然还以为是广东菜福建菜的做法，如果广东人福建人也吃红烧肉的话。

回去如法炮制，仿佛好些，不过要炸得恰正半生不熟也难，油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不是炸僵了就是炸得太透，再一煨，肉就老了。

回国几年后，有一次她拿着一只猪皮白手袋给荀太太看，笑道：“怪不得他们的肉没皮，都去做鞋做皮包去了！”

荀太太拖长了声音“哦”了一声，半晌方恍然道：“所以他们红烧肉要炸——没皮！不然肥肉都化了。”

“嗳，是说要炸嘛，”伍太太夷然回答，就像是没听懂。她为它烦恼了那么久的事，原来有个简单的解释，倒仿佛是她笨，苦都是白苦了，苦得冤枉。

一个红烧肉，梳一个头，就够她受的。本来也不是非梳头不可，穿中式裙袄，总不能剪发。当时旗袍还没有名闻国际，在国外都穿洋服，只带一两套亮片子绣花裙袄或是梯形旗袍，在化装跳舞会上穿。就她一个人怕羞不肯改装，依旧一件仿古小折枝织花“摹本缎”短袄，大圆角下摆；不长不短的黑绸绉裥裙，距下缘半尺密密层层镶着几道松花彩蛋色花边，也足有半尺阔，倒像前清袄袖上的三镶三滚，大镶大滚，反而引人注目。她也不是不知道。也是因为他至少看惯了她这样子，骤然换个样子就怕更觉得丑八怪似的。好在她又不上学，就触目点也没关系。

他倒也没说什么。一直听见外国人夸赞中国女人的服装美丽，外国太太们更是“哦”呀“啊”的没口子称道，漆黑的长发又更视为一个美点，他没想到东方美人没有胖胖的戴眼镜的。

他们定亲的时候就听见说她是个学贯中西的女学士，亲戚间出名的。但是因为害羞，外国人总以为她不懂英文。她那一身异国风味的装束也是一道屏障。拖着个不擅家务又不会应酬的丑太太到东到西，他不免怨声载道。

她就最怕每逢寒暑假，他总要纠合男女友人到欧洲各地旅行观光。一到了言语不通的地方，就像掉到浆糊缸里，还要订旅馆，换钱，看地图，看菜单，看帐单，坐地铁，赶火车，赶导游公车。是他组织的旅行团，他太太天然是他的副手，出了乱子饱受褒贬。女留学生物以稀为贵，一出国门身价十倍，但是也指不定内中真会出个把要人太太。伍先生对她们小心翼翼，道地绅士作风，止于培植关系，一味嗔怪自己太太照顾不周。

她闷声不响的，笑起来倒还是笑得很甜，有一种深藏不露的，不可撼的自满。他至少没有不忠于她。样样不如人，她对自己腴白的肉体还有几分自信。

家里也就是为了不放心他，要她跟了去。他一来功课繁重，而且深知读名学府就是读个“老同学网”。外国公子王孙结交不上，国内名流的子弟只有更得力。新来乍到，他可以陪着到东到西寸步不离。起先不认识什么人，但是带家眷留学的人总是有钱罗，热心的名声一出，自然交游广阔起来。他在学生会活动，也并不想出风头，不过捧个场，交个朋友。

应酬虽多，他对本国女性固然没有野心，外国女人也不去招惹。他生就一副东亚病夫相，瘦长身材，凹胸脯，一张灰白的大圆脸，像只磨得黯淡模糊的旧银元，上面架副玳瑁眼镜，对西方女人没有吸引力。

花街柳巷没门路，不知底细的也怕传染上性病。一回国，进了银行界，很快地飞黄腾达起来，就不对了。

沉默片刻后，荀太太把声音一低，悄悄地笑道：“那天绍甫拿了薪水，沈秉如来借钱。”他们夫妇背后都连名带姓叫他这妹夫沈秉如。妹妹却是“婉小姐”，从小身体不好，十分娇惯。

苑梅见她顿了一顿才说，显然是不能决定当着苑梅能不能说这话。但是她当然知道他们家跟她小姑完全没有来往，不怕泄漏出去。

苑梅想着她应当走开——不马上站起来，再过一会。但是她还是坐着不动。走开让她们说话，似乎有点显得冷淡，在这情形下。她知道荀太太知道她母亲为了她结婚的事夹在中间受了多少气，自然怪她，虽然不形之于色。同时荀太太又觉得她看不起她。子女往往看不得家里经常周济的亲戚，尤其是母亲还跟她这么好。苑梅想道：“其实我就是看不起声名地位，才弄得这样。她哪懂？”反正尽可能地对她表示亲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