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人都相信上海,在她是又还加上土著的自傲。风声一紧,像要跟日本打起来了,那家新乡绅吓得又搬回来了,花了好些钱顶房子,叫她见笑。上海虽然也打,没打到租界。
她哥哥家里从城里逃难出来,投奔她,她后来帮他们搬到杭州去,有个侄子在杭州做事。也去了个话柄。
上海成了孤岛以后,不过就是东西越来越贵。这些人里还就是三爷,孵豆芽也要在上海,这一点不能不说他还有见识。有一个时期听说大爷每月贴他两百块,那时候大爷是场面上的人,嘴里说不管他的事,不免怕他穷急了闹出事来,于官声有碍。三奶奶那里也每月送一百块,大爷向来是这派头,到处派月敬,月费。世交,老太爷手里用的人,退休了的姨太太,以及她们收的干儿子干女儿,往往都有份。大爷一倒下来,她最担心的就是三爷怎么了,没有月费可拿了。好久没有消息,后来听见说他两个姨奶奶搬到一起住了。
“现在想必过得真省。两个住在一块儿倒不吵?”
“人家三爷会调停。我们三爷有本事。”
“他现在靠什么?”
“他姨奶奶有钱。”
“哪一个呢?她也养活她?”
“我们三爷有本事嘛。”
“他也不容易,年纪也不小了。他那个小少爷脾气。” 这都是揣测之词。大家都好些年没看见他。他用的人又是一帮,不是朋友荐的就是“生意浪”带来的,与亲戚家的佣人不通消息,所以他们这三个人的小家庭是个什么情形,亲戚间一点也不知道。年数多了,空白越来越大,大家渐渐对他有几分敬意。在他们这圈子里现在有一种默契,任何人能靠自己混口饭吃,哪怕男盗女娼,只要他不倒过来又靠上家里或是亲戚,大家都暗暗佩服。
“说是现在从来不出去。楼都不下。”
她记得他曾经笑着对她说:“老了,不受欢迎了。”其实那时候还不到四十岁,不过没有钱了,当然没有从前出风头。
他这人就是还知趣。他热闹惯了的人,难道年纪大了两岁,就不怕冷清了?他一辈子除此以外,根本没有别的生活。
人家说他不冷清,有人陪着,而且左拥右抱,两个都是他自己拣的。他爱的是海——两瓢不新鲜的海水,能到哪里?他不过是钻到一个角落里,尽可能使自己舒服点,想法子有点掩蔽,不让别人窥视,好有个安静的下场。这一点倒跟她差不多。她近年来借着有病,也更销声匿迹,只求这些人不讲起她。他那边的寂静仿佛是个回声。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年数隔得越久,那点事迹也跟着增加。她对他有一种奇特的了解,像夫妻间的,像有些妻子对丈夫的事一点也不知道,仍旧能够懂得他。他至少这点硬气,不靠亲威,家里给娶的女人他不要了,照自己的方式活着。他是最受不了寂寞的人,亏他这些年闷在家里,倒还是那样,她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变了个人。——穷极无聊倒也没来找她。这些年不见,也甚至于想着可以借两个钱。他知道没用。他就是还识相。
她看着他跟她差不多情形,也许是带着一厢情愿的成份。
但是事实是处境与她相仿的人越来越多。自从日本人进入租界,凡是生活没有问题的人都坐在家里不出去做事,韬光养晦。所以不光是她的亲戚们,所有洁身自好的市民都成了像她那样,在家里守节。现在她可以名正言顺地节省起来,大家都省。她叫冬梅自己做煤球,蹲在后天井里和泥,格子布罩袍后襟高高撩起,搭在一方大屁股上,用一把汤匙捏弄着煤屑,她做得比佣人圆。
不过她还是不会过日子,银娣火起来自己下厨房,教女佣炒菜,省油,用一只毛笔蘸着油在锅里划几道。玉熹吃不惯,要另外添小锅菜,她也怕传出去又是个话柄,不久就又推病不管了。家里外表也仍旧维持从前的规模,除了辞掉厨子,改用女佣做饭,现在许多人家都这样。不像卜家现在就是卜二奶奶自己下灶。卜家人多,一向闹穷,老太爷老太太都还在。
娇滴滴的卜二奶奶,老爱吃吃笑着,从前跟她们妯娌们一见面就大家取笑的,现在总是上菜上了一半的时候进来,热得脸红红的,剪短了的头发湿粘粘的,掠在耳朵背后,穿着件线呢夹袍子,像个小母鸡,站在一边,仿佛事不关己,希望不引起注意。人家让她上桌,称赞今天菜好,她只帮着夹菜,喃喃地说声:“哦,虾球还可以吧?这两天虾仁买不到。”
“卜二奶奶真有本事,会做全桌酒席,”大家啧啧称赞,其实是骇笑。“就跟馆子里一样。炒鸡蛋炒得又匀又碎,鱼鳞似的,筷子都搛不起来。”
在沦陷的上海,每家都要出一个人当自警团。家里没有男佣人的,都是花钱论钟头雇人。他们是卜二爷自己去站岗。
玉熹亲眼看见,回来告诉她,卜二表叔瘦高个子,戴着黑边大眼镜,扛着肩膀,扬着脸似笑非笑的,带着讽刺的神气,肩上套着根绳子,斜吊着根警棍,拖在袍襟上。
“他们人多,”她说,“我们人不多?”她现在孙子一大堆,不过人家不大清楚,他们很少出来见人。
现在一提起她家总是说:“他们现在还是那冬姑娘?”憎恶地皱着眉笑着,扮个鬼脸。
“就是她一个?也没有再娶?……
几个孩子了?“
她没给儿子娶填房,比逼死媳妇更叫人批评。虐待媳妇是常事,年纪轻轻死了老婆不续弦,倒没听说过。
她听见了又生气,这些人反正总有的说,他们的语气与脸上的神气她都知道得太清楚了,只要有句话吹到她耳朵里,马上从头到尾如在目前。她就是这点不载福,不会像别的老太太们装聋作哑,她自己承认。
有许多亲戚都不来往了。有人问起:“二太太还是那样?”
还是一提起来就笑。“怎么老不听见说?”
“她有病,”机密地低声解释,几乎是袒护地。“她是胆石。”
她有病是两便,大家可以名正言顺的不找她,她自己也有个藉口。
“他们现在怎么样?”
“他们有钱,”声音更低了一低,半目夹了目夹眼,略点了点头。
“现在还是那冬姑娘?几个孩子了?”
孩子太多,看上去几乎一般大小,都是黑黑胖胖的,个子不高,长得结实,穿着黄卡其布短裤,帆布鞋,进附近一个弄堂小学。到了他们这一代,当然都进学堂了。家长看不起这些学校,就拣最近、最便宜的,除此以外也无法表示。放了学回来,在楼下互相追逐,这间房跑到那间房,但是一声不出,只听见脚步响,像一大群老鼠沉重地在地板上滚过来滚过去。楼下尽他们跑,他们的父母搬到楼下住了。那一套阴暗的房间渐渐破旧了,加上不整洁,像看门人住的地下层,白漆拉门成了假牙的黄白色,也有假牙的气味。下午已经黑赳赳的,只有玉熹烟铺上点着灯。冬梅假装整理五斗橱上乱七八糟的东西,看见旁边没人,往前走了两步,站在烟铺跟前。她的背影有一种不确定的神气,像个小女孩子,旧绒线衫后身往上缩着,斜扯着粘在大屁股上方,但是仍旧稚拙得异样。
“买煤的钱到现在也没给。”她咕噜了一声,低得几乎听不出,眼睛不望着他,头低着,僵着脖子,并没有稍微动一动,指着楼上。
玉熹袖着手歪在那里,冷冷地对着灯,嘴里不耐烦地嗡隆了一声,表示他不管。
一群孩子咕隆隆滚进房来,冬梅别过身去低声喝了一声,把他们赶了出去。
楼上因为生病,改在床上吸烟,没有烟铺开阔,对面没有人躺着也比较不嫌寂寞。一个小丫头在床前挖烟斗,是郑妈领来给她孙子做童养媳的,拣了个便宜,等有便人带到乡下去,先在这里帮忙。银娣叫她小丫头,也是牵冬梅的头皮,有时候当着冬梅偏要骂两声打两下。现在堂子里成了暴发户的世界,玉熹早已不去了,本来是件好事,更一天到晚缩在楼下。 这冬梅太会养了,给人家笑,像养猪一样,一下就是一窝。她这样省俭,也是为他们将来着想,照这样下去还了得?这年头,钱不值钱。前两年她每天给玉熹三毛钱零用。堂子里三节结帐,不用带钱的,不过他吃烟的人喜欢吃甜食,自己去买,出去走走,带逛旧货摊子,买一只破笔洗,一锭墨,刻着金色字画,半只印色盒子,都当古董。自己家里整大箱的古玩,他看都没看见过,所以不开眼。三毛钱渐渐涨成一块,两块。改了储备票又一直涨到二百块,五百块。今年过年,大家都不知道给多少年赏。向来都是近亲给八块,至多十块,远亲四块。照理应当看她给多少,大房不在上海,她是长房,不能比她多给。所以她生气,那天卜二奶奶来拜年,她拦着不让她多给钱,就把这话告诉她,让她传出去给姚家这些人听听,连这点道理都不懂。现在大房搬到北边去了,老九房只有儿子媳妇,九老太爷夫妻俩都过世了。这些亲戚本家就是老九房阔,不过从前有过那句话,九老太爷这儿子不是自己的,其实不是姚家人,不算。剩下还就是她这一房还像样,二十年如一日,还住着老地方,即使旺丁不旺财,至少不至于像三房绝后。大房是不必说了,家败人亡,在北京,小女儿又还嫁了个教书的,是她学校的老师。人家说女学堂的话,这可不说中了?大奶奶不愿意,也没办法,总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是师生恋爱,”大家只笑嘻嘻地说。“从初中教起的”。年纪那么小!二儿子在北京找了个小事当科员,娶的亲倒是老亲,夫妻太要好了,打牌,二少奶奶在旁边看牌,把下颏搁在二少爷肩膀上。大奶奶看不惯,说了她两句,这就闹着要搬出去住。
——还打牌!人家还是照样过日子。
“大太太现在可怜罗,”大家都这么说。“现在大概就靠小丰寄两个钱去。”
她大儿子在上海,到底出过洋的人有本事,巴结上了储备银行的赵仰仲,跟着做投机、玩舞女。他少奶奶也陪着一班新贵的太太打牌,得意得不得了。等日本人倒了怎么样?德国已经打败了,日本也就快了。她对时事一向留心,没办法,凡是靠田上收租的,人在上海,根在内地,不免受时局影响。
现在大家又都研究“推背图”,画的那些小人一个个胖墩墩的,穿着和尚领袄裤,小孩的脸相也很老,大人也只有那点高,三三两两,一个站在另一个肩上,都和颜悦色在干着不可解的事。但是那神秘的恐怖只在那本小册子的书页里,无论什么大屠杀,到了上海最狠也不过是东西涨价。日本人来不也是一劫?也不过这样。日本败下来怕抢,又怕美国飞机轰炸,不过谁舍得炸上海。熬过了日本人这一关,她更有把握了,谁来也不怕,上海总是上海?
又不出头露面,不像大房的小丰,真是浑。他大概自以为聪明,只揩油,不做官。想必也是因为他老子从前已经坏了名声,横竖横了。大爷从前做过国民政府的官,在此地的伪政府看来,又是一重资格,正欢迎重庆的人倒到他们这边。
“仗着他爸爸跟祖老太爷,给他当上了赵仰仲的帮闲。”她对玉熹说。
“小丰现在阔了。”大家背后笑着说,还是用从前的代名词,“阔”字代表官势。但是从前是神秘的微笑,现在笑得咧开了嘴。见了面一样热热闹闹的,不过笑得比较浮。民国以来改朝换代,都是自己人,还客气,现在讲起来是汉奸,可以枪毙的。真是——跟他们大房爷儿俩比起来,那还是三爷。
三爷不过是没算计,倒不是他这时候死了,又说他好。去年听见他死了,倒真吓了一跳,也没听见说生病。才五十三岁的人,她自己也有这年纪了,不能不觉得是短寿。当然他是太伤身体,一年到头拘在家里,地气都不沾,两个姨奶奶陪着,又还不像玉熹这个老是大肚子。他心里想必也不痛快,关在家里做老太爷。替他想想,这时候死了也好,总算享了一辈子福,两个姨奶奶送终。再过几年她们老了,守着两个黄脸婆——一个是老伴,两个可叫人受不了,听说两个姨奶奶还住在一起替他守节,想必还是一个养活另一个,倒也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