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对大地主动手的，基本上在明史上的名声都臭不可闻。

就算是出身于清流，也是清流领袖的“明摄宗”张居正，也因为一条鞭法死后被清算。

要知道张居正在任期间，可是上奏皇帝免了江南历年的积欠，可就算是这样依然被骂“与民争利”的酷吏。

也不知道这些抗税的地主，哪里能算得上是“小民”，哪家小民敢拖欠朝廷的税款的。

苏泽想了想，还是将在江南追缴积欠的这一条划去，他想了想，换上了另外一条。

厘金。

这项制度总被认为是满清的发明，实际上宋代就已经有了。

其实如今大明朝的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大明朝也是有商税的。

大明商税种的钞关税和厘金的性质差不多，而且征收的也不少，明末已经是仅次于田赋和盐税的第三大税种了。

大明财政的问题，不是没有商税，而是商税征收不足，或者说商税征收成本过高导致的腐败问题。

大明商税主要分成是过税和住税两个部分。

过税，就是过路税，也就是对商品流通环节征税，最大头是钞关税。

住税，则是对商铺店铺、买卖田地交易、酒和醋之类专营产品征税。

比如苏泽从蔡家过户商铺和茶园，就是向官府征税的，而每一间店铺也要定期交店税。

商税的问题就是，在大明腐败的体系下，商税收不到朝廷手上。

原因也很简单，土地是死的，无论怎么隐瞒土地，一个地区的土地也不可能突然消失无踪，如果一个地区土地总数急剧变少，也是会影响当地主政官员考成的。

大明朝的土地是在减少的，但也是历经了很多代缓慢减少的，而不是一下子减少的。

但是商税就不一样了。

到底过往了多少船只商队，进城交了多少城门税，这些上级都是没有办法核查的。

远在京师的户部，肯定不可能知道南平的城门交了多少城门税的。

像是江南地区，商贾进城的队伍都排成长龙，可是交的城门税和福建也差不多。

苏泽提出的第二条方法，就是在倭乱地区征收开钞关，征收钞关税，将这笔钱用来平倭。

不过原本大明朝的钞关税是相当的粗糙，它并不是对货物征税的，而是对运货的船来征税的。

所以与其说这是一笔货物流转税，不如说是征收的车船税。

随着在稿纸上的书写，苏泽的思路更清晰起来。

首先是多设抄关，并且将对运输船只大小征税改为对商品货值征税。

一船丝绸所征的钞关税，肯定要比一船沙土要高。

接下来就是朝廷如何掌控这笔税了。

设卡纳捐，这种事情延平卫就做过，如果只是增设钞关，那结果就是民间增加了负担，朝廷依然收不到钱。

苏泽可是对大明朝的官吏的下限是相当的了解，那就是没有下限。 只要能有油水可以赚的地方，他们就绝对不会放过。

苏泽继续提笔急书，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抵扣”了。

苏泽办法说起来复杂，实际上原理也很简单，就是让钞关税形成一个可以抵扣的链条，从而让朝廷可以查到各个税关到底征了多少钞关税。

一艘船经过甲钞关，交税之后就可以得到甲钞关的税引凭证。

有了这张凭证，这艘船的货物再经过其余的钞关就不用再交税了。

而等到这笔货物运输到城市，入城交城门税或者是去市场上贩卖交市税的时候，就可以拿着钞关的凭证去抵税。

这样操作，甲钞关开出来的税引，就可以通过“抵税”的方法重新回到官府手中。

因为钞关和地方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很难形成利益链条。

各地官府也可以“抵税”，集中将回收的“抵税”税引凭证上缴到户部，那户部就可以大致知道天下钞关到底发了多少税引，征了多少税了。

只要有了震慑，钞关征税也就不敢胡来，知道不敢和以前那样贪墨截留大部分的税款。

苏泽写完了钞关法，又觉得有什么不对，这不是给大明续命吗？

不过很快苏泽就释然了，无论苏泽要不要造反，平倭总是对的，若是真的能给浙江局势出一份力，让浙江百姓少受点苦也是好的。

法当然是好法，但以大明朝的尿性，再好的法也会有人找到漏洞，最后从善政变成恶政。

天下无万世不易之善法！

任何政策都要不停的调整，重新划割利益，打击政策链条上的腐败集团，才能长久的维持。

这也是为什么说变法永远在路上的原因。

但是大明朝这台臃肿生锈的机器，已经失去了自我调节的能力。

任何初衷是好的政策，最后都会被唱歪了。

清代的厘金制度，可以说是给清廷续了命，但是同样的厘金制度也导致了地方实力派的崛起，才有了后来东南互保的局面。

再说了，这不过是府试中的一篇策论罢了。

苏泽继续提笔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