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世背着手，深思了一番后道：“臣张安世奏曰……倭国王、朝鲜国王为我大明藩屏，名为异邦，实为父子之国。今我大明承平，理当召二王进京觐见，沿途所有开支，由朝廷付给……”

夏瑄记下，而后道：“那学生去拟定了。”

张安世点点头道：“去吧，写好之后，再给本王过目一二。”

夏瑄匆匆而去。

这份奏疏，很快便送到了太子的手里。

只是太子朱高炽见了，皱眉起来，脸上若有所思。

上一次的谈话，还历历在目，可转眼之间，却不曾想，这张安世却一改从前的样子，居然对朝鲜国和倭国甚是友善，狠狠地吹捧了倭国和朝鲜国一番。

论起来，朝鲜国恭顺，倒是说的过去的，可倭国嘛……却不尽然了。

若是再召二王进京，此二王当真来奏见，态度甚恭，那么……朝廷就更没有办法提出苛刻的条件了。

大明毕竟是礼仪之邦，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总不能凶残到效仿勤王，将楚王骗到了咸阳之后直接软禁，而后伐楚吧。 倘若继续这样友善，关系更是亲密，那么……此前打算这倭国和朝鲜国的封地……

细细思量之后，太子朱高炽却还是毫不犹豫地提起笔，恩准了这奏议。

于是礼部和鸿胪寺开始忙碌，一面火速派出使节，宣读大明朝廷的旨意，一面做好迎接二王可能进京的准备。

张安世则好像很快就将此事忘了个一干二净一般，再没有提及此事。

这些时日，要处置的奏疏太多了。

隔三岔五，就有新的奏疏来，今日是某郎官恳请治理城西的河道淤泥，认为有碍观瞻。

过几天，又有人上奏，表示城西那儿，树木盗采过于严重，需要严惩。

仿佛这城西的羽林卫，一下子成了炙手可热的地方，竟是总能劳驾这些朝臣诸公们的关注。

这样的做法，即便是没有回过味来的人，其实大抵也晓得，这城西是个风水宝地了。

因而，便有不少的商户开始临时起意，开始想在城西附近做一些“买卖”。

可买卖还没做，很快他们便铩羽而归，因为……此时他们才察觉到，这买卖……早已轮不上他们了。

这城西的地，围绕着那些营造的宅邸，早已绝大多数掌握在栖霞商行手中。

到了岁末，却又有人来奏。

朝鲜国王，以及倭国国王皆以启程，而大明的船队，亲自前往迎接，横渡了汪洋之后，不日即将踏足中土。

这个消息传出，其实并不意外。

朝鲜国王一向比较恭顺，既然大明朝廷相召，他不敢不来。

而朝廷所册封的倭王，则不同了。

明初的时候，倭寇便已开始在东南初见端倪，肆意劫掠和杀戮。

太祖高皇帝大怒，于是打算与倭王联手，对倭寇采取前后夹抄的攻势。

于是在洪武二年，太祖高皇帝派出使臣远赴日本。

当时在位的倭王叫怀良，当明朝使臣到日本后，怀良竟然不承认明朝的地位，将七个使臣监禁，随后处死五人，只留下杨载和吴文华两个使臣。

后来当得知大明已经彻底地扫除了北元的残余势力，威震天下之后，这倭王便立马派遣使臣送回被监禁的明使，并且为了表示歉意，又归还一些被倭寇掠夺走的明朝百姓。

但对于剿灭倭寇，他却是表示不合作。

朱元璋得知小小藩国竟然敢违逆上意，于是再派使臣面斥怀良，并威胁说大明军队枕戈待旦，随时都能渡海讨伐。

倭王不为所动，写了一封呈表让使臣带回南京。

其原话是：臣居远弱之倭……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常起灭绝之意。大明纵有精兵良将，而臣论文有孔孟，论武有孙吴，陛下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于倭国而言，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

这番书信，其实连大明君臣们都看的有点懵逼。

这倭国抵御大明的武器，竟是文有孔孟之学，武有孙子和吴起这样的兵法。

只是这个时候，当国书传回南京时，朱元璋的气，也早已消了，他对于征讨远在天边的倭国没有太大的兴趣，最终还是选择了怀柔，重新册封了倭国国王，又将倭国列为了不征之国。

这倒不是因为嫌渡海作战麻烦，而令太祖高皇生出疑虑。而是从太祖高皇帝生前的种种言行来看，在他看来，大明的心腹大患，永远都在北方，其余无论是倭寇，亦或者西南边陲的土司，永远都是癣疥之患，哪怕即将驾崩时的遗诏之中，也再三重申这一点，教子孙们牢记，不可轻易靡费国力，而应将精力放在北方异族的监视和分化上。 当下的倭国国王，实则乃是足利义教。

当然，这种国王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这足利义教，真正算起身份，理应是倭国室町幕府的第六代将军而已。

可就是这将军，却是把持了倭国几乎所有的大权。

而幕府将军把持倭国之后，便垄断了和大明的外交，自称自己是倭国之主了。

而对大明而言，其实也懒得去理会这里头有什么名堂，反正也不是自己家的，有个做主的就行，照例颁发倭王的金印即是。

这足利义教算起来，应该是幕府的中兴之主，他接替自己的兄长，成为征夷大将军之后，立即开始严令其他诸大名不得私下与大明交往，垄断贸易权力。

与此同时，不断地强化幕府的权力，并且打击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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