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区在历经前朝末年长达上百年的战争破坏，人口稀寥、环境恶化，迄至到今日，农耕生产都远远没能恢复。

而今时河中、河洛等地也受到战争大规模的破坏，即便经过一定时间的休生养息，农耕生产也只能满足地方治理所需。

以往大越为保障陕西五路对党项人的作战需求，主要从汾水下游的河中府等地调运粮草，现在就只能从荆襄等地调运，同时每年所需调运的粮食规模不是三五万石，也不是三五十万石，而是三五百万石打底。

仅凭原先那条横穿东秦岭的狭仄险僻的武关道，是远远不能满足如此巨量的运输需求的。

因此前期即便成立秦凤、灵武、朔方行营，司空府也是要求各行营以恢复各地的坞寨防御为主，不主张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也不具备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条件。

而一条高规模、碎石硬化的武关道，不仅能令每年从荆襄往关中运输三五百万石的粮食变成现实，同时运输成本也将发生难以想象的下降。

以往武关道狭窄险僻，运输主要依赖人背马驮，从襄阳到京兆府，两千匹驮马辗转月余或许能运输四五千石粮食。

而待新的武关道修成，两千匹马组成的重载马车队，月余就能运输十万石粮食，运输效率提升之高，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而待后续通往秦凤路境内的秦凤大道以及通往灵武行营辖域的延州大道修通，不仅将令中枢对边州的控制能力提升到以往远远所不及的水平，同时也能将对河西、河湟、灵武等地的军事拓张能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不过，新的交通体系，本质不在于重载马车的发明跟不断改进，而是新式水轮机的大规模使用，使得筑路所需要的天量碎石变得廉价而易得。

就当前阶段，其意义甚至不比沈炼倒焰法稍低。

也因为有此为基础，徐怀才会坚决在新收复地推行行省制，加强地方权柄，而不是切割地方，对地方搞什么削弱制衡。

除了新收复地推行行省制、休养民生，拓修武关道，诸路兵马进入秦凤、灵武、朔方行营恢复坞堡防御体系之外，绍隆十二年冬，徐怀还通过门下中书省颁布《市舶谕令》，在原有泉州、杭州两大市舶司的基础上，新增明州、建邺、润州、秀州、廉州等市舶司，加快对外海路贸易的发展……

第二百六十九章 异姓封王

云朔（大同盆地）的收复，要比想象中来得容易，甚至可以说是意外。

绍隆十二年初夏时，徐怀在汴梁做出优先恢复新收复地民生的决策之后，就各个方向就暂停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镇南宗王府从太原撤出来，将这座千古名城纵火烧毁了，董成率领数百官吏赶到太原，与唐盘进行交接时，太原城也就城墙保持完好，城内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董成等人除了紧急筹建行省及州县等各级机构，初步恢复地方统治，接下来最紧要的也是对太原等城池进行重建，筹划对汾水中、下游河谷的治理。

河东行省的军事防御重心都在北部，其中唐盘以河东制置安抚副使、河朔行营兵马都总管率部坐镇忻州，行辕也暂时设于忻州；范宗奇以河朔行营兵马副都管，率部进驻岚州，兼岚州知州；陈缙率部驻代州，徐惮率部进驻雁门关。

整个河东行省，绍隆十二年的秋冬，一切都以恢复地方统治、赈济民生以及重建河东北部的军事防御为主。

相比较镇南宗王府退守云朔的八九万步骑，河朔行营驻守忻州及岚州（含宁武关）、代州（含雁门关）的守军，会同朔方行营进驻府州及偏头砦的守军，总兵马仅五万稍多一些，可以说暂时也没有对大同盆地发起战略进攻的能力。

然而镇南宗王府却知道眼前的平静，只是暂时的。

他们知道等三五年过后，也许都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南朝对河东地区恢复统治，以严密的体系将河东两三百万心怀仇恨的残存民众高度组织起来，地方生产又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随时会再度动员十数万精锐兵马，往宁武关、雁门关集结，杀入大同盆地。

到时候镇南宗王府有与之在大同盆地进行抗衡的军事实力？

镇南宗王府最终还是决定在那一刻到来之前，趁着南兵暂时无力杀出宁武关、雁门关，果断而迅速的将云州、朔州、应州境内一切能带走的，都迁往阴山以北去，将整个大同盆地都彻彻底底变成为荒无人烟的草原，才能更有效的阻滞南兵有朝一日杀入阴山以北的漠南草原。

那里才是赤扈的根基之地，绝不能让云朔变成南兵北侵的踏脚石。

除了要将民众、牲口全部迁走外，还要尽一切可能摧毁大同、朔州等地的城寨，摧毁这里的农耕生产。

云朔地区的土著蕃部，早年就大多追随萧林石南下了。

此时居于云朔的，一部分乃是随着赤扈铁骑南下，隶属于镇南宗王府二十二千户的赤扈牧民，有三万余众。

一部分乃是从辽东等地迁入番户、汉民，约有十万人。 当然，居住于桑干河两岸的，更多还是当年隶属于契丹治下的云朔汉民，总计有四五十万之多；曹师雄、岳海楼所部汉军，早年就是从这些汉民里征召。

还有高达四五十万，乃是镇南宗王府一路从河淮、河东北撤，强行随军北迁的汉军军户家小及一部分驱口，约有四五十万人。

镇南宗王府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这一百二三十万附民以及数以百万计的牲口，一个不留的全迁到阴山以北的漠南草原里去。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遭到强烈的抵触与反抗。

此时的抵触与反抗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普通民众，各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也在降附汉军的中下层武吏及兵卒中间弥漫。

之前一路北撤，汉军兵卒及家小还是勉强配合的，至少没有滋生特别激烈的抵触或反抗情绪。

因为他们之前以为哪怕是退到云朔，也能分到屋舍与耕种的田地栖息繁衍。

然而此时还要进一步放弃云朔，彻彻底底撤到阴山以北、他们全然无知的茫茫草原之中，他们又怎么可能平静以待？

撤到草原之中，世代耕种为生的他们要如何生存，难道要跟茹毛饮血的番民一样，去过逐水草而生的游牧生活吗？

他们能适应得了吗？

这时候，所有汉军军户北撤后都将沦为赤扈人奴隶的传言，也不失时机的在降附汉军内部流传开来，进一步加剧中下层将卒的恐慌与抵触情绪。

其时镇南王兀鲁烈在摩黎忽率部保护下，前往漠北位于鄂尔浑河畔的汗廷反省这些年来所经历的战败，宗王府留守云朔坐镇的，乃是都元帅帖马雍及曹师雄、孟平、孟俭、仲长卿等将。

帖马雍等赤扈将帅对敢于逃亡或反抗的人群，自然是毫不留情的予以追捕、血腥镇压。

曹师雄、仲长卿等汉将即便早就注意到汉军内部的不稳定与抵触情绪，然而他们在镇南宗王府的话语权一贯不及帖马雍等王帐嫡系出身的将帅，甚至还因为一连串的军事失利而备受质疑；同时他们也深知他们个人留在云朔没有活路，南朝绝不会给他们幡然悔悟的机会，也是一力压制中下层将卒想要留下来的声音，强行推动北迁。

开始小规模的反抗总是容易镇压，民众与兵卒逃亡，也是坚决出兵追捕，抓回来后动辄处以极刑，成百上千的人被曝尸荒野以儆效尤。

然而这并没有遏制住此起彼伏的反抗或者说叛乱，越来越多的民众及兵卒逃入附近的山岭深处躲避搜捕。

没有兀鲁烈坐镇的宗王府诸将并没有想过要采取措施缓解矛盾，相反的，对逃亡民众及兵卒的追剿、血腥镇压越发变本加厉，看形势越演越烈，就要求所有负责追逃的人马，将所抓到的逃亡者，不论妇孺老弱一律就地正法，就连襁褓之中的婴儿也一个都不许留下。

十二月底，两千多汉军进入晋公山深处的一座山谷，在那里围住千余逃亡民众，大部分兵卒不想再不分妇孺老弱的进行屠杀式行刑，在军情参谋司潜伏人员的策动下发动兵变，擒杀曹师雄部将狄行后围歼随军出动的百余督战虏兵，之后又快速从晋公山杀出，鼓动附近金城县守军一起参与兵变，夺下金城县城。

徐惮坐镇雁门关，一直密切关注云朔的动静，在接到金城方向降附汉军兵变的信报之后，便毅然决然亲率五千步骑借风雪掩护，夜驰奔金城，于绍隆十三年大年初一，在金城县东的田家岭设下埋伏，伏击从大同、云冈方向赶来镇压兵变的一万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