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葛钰抵达明州后，陈松泽先往明州与葛钰见面，之后又请葛钰、魏楚钧等人渡钱江到杭州与王番、唐天德及唐青等人见面。
毕竟王番、唐天德、唐青等人代表司空府坐镇杭州，后续渡海诸事的实施，也是王番、唐天德、唐青等人在杭州予以配合，并进行相应的监督。
双方也很快在杭州谈妥诸多细节。
首先司空府很快就会推动册封绍隆帝长子赵显为永嘉郡王，先就藩于温州，除了辟高纯年为郡王傅兼知温州外，还会在朝野召集一批除葛氏之外的潜邸系旧臣组建郡王府的班底。
也唯有如此，绍隆帝才会相信他退位后出海就藩能与葛氏共掌藩国，而不是刚逃出司空府的掌握，转头又沦为葛氏掌心里的傀儡。
当然，司空府也会尽可能保障葛氏在海外藩国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地位。
其次葛氏护送永嘉郡王在海外建立藩国，不仅仅要在名义上从属于帝国，世袭国主也需要先接受帝国的册封才能正式继位，还需要划出一到两座海港城池作为帝国对海外商货输出的中转基地，接受帝国的直辖。
作为回报，司空府除了同意葛氏辖下精锐改编为靖海军外，还将向葛氏提供包括四艘新造大型海船在内的一批优良战械，协助葛氏加强渡海作战、压制海外蕃民反抗的实力，协助葛氏尽快在海外夺下立足之地。
不过，葛氏只要初步在海外站稳脚跟，就要无条件将明越等州的治权逐步交出来；司空府后续会合并两浙东路、两浙西路，设立两浙行省，逐步恢复对浙南地区的直接统治。
这也是司空府对逃京事变时葛氏选择合作所能展示出来的最大诚意，倘若葛氏还不能满足，司空府绝不介意兵戈相见。
同时司空府也早就拟定对海外进行战略扩张的战略，葛氏护送永嘉王就藩海外，是符合这一战略，葛氏也无需担忧司空府此举是暗藏什么险恶用心——至少葛氏此时在浙南的实力，已经不值得司空府费尽心机。 杭州密议过后，魏楚钧又直接随同陈松泽赶赴襄阳。
既然大家能心平气和的坐下来好商好量，司空府也打算在徐怀正式册封豫王、先据河南行省建立豫国之后，稍稍放宽对绍隆帝的限制，使魏楚钧重新到绍隆帝身边出任中书舍人，负责绍隆帝与浙南的联络，令绍隆帝及时了解渡海方略的进展……
……
……
绍隆十三年四月下旬，徐怀正式受封豫王，加九锡，据河南行省建立豫国，正式开启豫国治政的时代。
豫国治政，除了国都定于泌阳，直领河南行省建立豫国外，除了长史院、司马院、军情参谋司、主簿厅等机构署理豫国内外部事务外，还陆续新增设计司、鸿胪院、选吏司、监察院等直辖机构，接管中枢户部、吏部、御史台、鸿胪寺等机构在财赋、选官、监察、邦交等方面的权职，相当于将朝政合并到豫国体系里来执行；徐怀也正式以豫王令谕取替天子诏施行军政事务。
另一方面，除史轸、韩圭、徐武碛、刘师望、苏老常等司空府嫡系将臣外，像周鹤、顾藩、乔继恩等之前直属于中枢的官员，也陆续兼领豫国尚书左丞、右丞等职；刘献、刘衍、朱沆、孔昌裕等人更是以豫国中书侍郎的名义出镇地方，以此推动朝官与豫国官职的合流，也是从政治上完成禅让前的过渡。
除了云朔、燕蓟、朔方、灵武、秦凤五大行营积极恢复边境防线建设外，除了葛氏在浙南积极筹划渡海事宜外，其他地方皆以休生养息为主。
新的武关道最终于绍隆十四年年底之前建成，长逾七百余里的武关道前后历时三年多时间，除了沿途七十余大小铁桥工程外，为了提供路面硬化所需的碎石，东秦岭深处总计修筑了二十多座大中型水力碎石工场。
这些水力碎石工场的建设前后就历时两年之久，在山里修建了一批的偃堤水坝为水力碎石机的运转蓄水。
当然这些偃堤工程同时也极大改善商洛等东秦岭腹地诸县的水利基础设施，改良一批坡地山田的灌溉条件，增加粮食产量，还额外雇佣数万青壮参与武关道的建设。
在武关道建成之后，这些水力碎石工场也将由地方接收，一部分继续生产碎石，为地方后续的道路修建发挥作用，一部分将改造成其他类型的水力工场，提高地方工造水平。
新的武关道建成，从荆湖、江淮往关陕大规模输送物资的瓶颈，也就较为彻底的打通开来，每年三五百万石乃至上千万石的物资输送，将不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成本也将大幅下降以往的十分之一左右。
以此为基础，除了可以加大往秦凤行营、灵武行营、朔方三大行营驻防区的粮秣等物资输出，可以大举向三大行营大幅度增派作战兵马外，还将加快陕西地方生产的恢复速度。
赤扈南侵以来，给包括陕西五路在内的整个中原地区带来难以想象的重创。
河东、河北、陕西五路外加京东京西四路，在天宣末年人口总计高达四千万之巨，但到绍隆十三年底，据司空府对河东、河北、陕西、齐鲁及河南行省进行人口摸底，这些地区的总人口下降到一千八百万以下。
倘若将司空府控制的核心区、这些年一直维持人口净流入的汝蔡、南阳等地划出去，中原地区在长达近二十年的异族蹂躏践踏中，净损失人口高达两千五百万。
虽说整个中原地区的生产与人口恢复，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却是江淮、荆湖地区，率先在生产及人口上，出现非常强劲的复苏势头。
荆州、南蔡等地重新合并进荆湖北路后，孔昌裕在荆湖北路进一步推进汉水、荆江流域水患治理工作，在鄂州、黄州、随州等地促进纺织、造船、冶炼等工造业的发展；朱沆在荆湖南路也积极推动洞庭湖流域的水患治理，刘衍在江东、邓珪在淮南、王番在浙西都在不同程度上积极推动新政落地。
除了淮南路人口相比战前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江东路、浙西路、荆北路、荆南路近十年来，人口相比较战前都有较大幅度的增涨，耕田增加幅度更大。
当然了，耕地的增加，其中除了各地官府积极组织民众兴修水利、新开垦一部分田地外，更多还是这些年对士绅豪户隐瞒或私占田地进行清查新增的税田、官田。
江东路、浙西路、荆北路、荆南路路司及州县所辖的官田也大规模增加，其中荆北路在合并荆州、南蔡之后，新增的官田规模最大达到八百万亩之多，使得地方在上缴中枢赋税外，也有截留更多的钱粮用于民生及地方建设。
为了激励地方更积极的推行新政，摊丁入亩后新增的田税以及官田收入，徐怀都是尽可能留给地方度支，但随着荆湖江淮等地人口恢复增涨，在这些地区盐铁茶布等大宗商货的消费逐年都有颇为可观的增涨。
这既反应出这些地区民生的持续改善，也直接提升了中枢的财税收入。
绍隆十三年底，计司在合并户部的职能之后，中枢岁入达到七千万贯，这是天宣年间、中原地区未被摧毁也没能达到的一个顶峰；作为最关键的一个经济指标，各地粮价都普遍下降到天宣年间每石两贯左右的水平上。
绍隆十三年冬，葛钰便率五千靖海军作为前锋，分乘十数艘海船远征吕宋，陆续攻陷布锡等城。
葛钰正式出任永嘉国中郎将及都督内外军事执掌吕宋岛军政，并奉令督造新永嘉王城，开启葛氏往吕宋迁移的进程。
绍隆十五年春，确认葛钰初步在吕宋站稳脚，新永嘉城也初步建成，葛伯奕、高纯年则分别以永嘉国尚书左右丞，护送永嘉郡王赵显登上前往吕宋的海船。
此时两浙东路、两浙西路也正式并置两浙行省，王番以豫国中书侍郎兼领两浙制置安抚使，明州、越州率先划入两浙行省治下。
葛氏嫡系大将罗望暂时还将以两浙制置安抚副使留在台州坐镇，确保十万军民陆续经海路迁往吕宋。同时徐怀还同意将台、温、处、严等浙南州县未来十年上缴中枢的那部分赋税拿出来，支持葛氏及永嘉国在吕宋岛立足。 绍隆十三年冬，随着葛钰率部渡海进攻吕宋，就基本确认浙南问题能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当时徐怀就颁下令谕，着唐盘接任河东行省制置安抚使，范宗奇接任河朔行营都统制，调董成出任西蜀路制置安抚使，又提拔朱芝出任西蜀路转运路，调余整出任西蜀路兵马都部署，整顿西蜀路地方军务，清理高峻阳高氏对西蜀路的渗透。
绍隆十四年初，年逾七旬顾继迁因病请辞东川路制置安抚使，希望有生之年能回到府州故土，徐怀多次挽留不得，于绍隆十四年初冬批准顾继迁的辞呈，调刘师望、周良恭分别出任东川路制置安抚使、转运使。
周良恭虽然与刘师望同程抵达东川路治所在的金州城，但暂时没有进金州城接掌转运使司，而是继续溯水而上，携其父周鹤的亲笔信，赶往汉中见高峻阳。
周鹤曾长期在陕西及西军担任要职，与曾任熙河路经略使的高峻阳颇为熟稔，但周鹤年近八旬，承受不了路途的颠簸，只能是周良恭代替其父前往汉中，对高氏进行最后的游说。
无论大军西征陇右、河西，还是禅继皇位、开创新朝，徐怀都要先解决西秦路的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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