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襄阳城南面受阻于砚山、隆中山、柳子山，北面受阻于汉水，没有拓展的空间，同时襄阳城与更为广阔的南阳盆地以及荆湖北路的随郢安黄等州，被汉水阻隔——哪怕鱼梁洲大铁桥建成之后，也是远远不能满足作为帝都的陆路交通需求。

    司空府规划襄阳新城时，主要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将北岸的樊城并入襄阳，一是在汉水东岸、鹿门山以北的枣阳县南部地区择地建城。

    司空府反复权衡，最终决定将未来帝都的新城，建在汉水、唐白河以东、鹿门山以北的开阔地带，这样除了泌襄大道作为贯穿帝国南北的主干道能尽可能拉直外，还能节省在唐白河下游建造一座超大型铁桥的巨量投入。

    唐白河作为云阳、泌阳南下襄阳的主要航道，不想中断航运，又要保障陆路通畅，就必须建造大型铁桥，而其他相对次要的河道，短时间内则可以架设浮桥，节省建造成本。

    当然了，收复汴梁之后，朝中立即就有很多还都的声音。

    现在要在汉水东岸，为帝都建造一座新城，很显然消息走漏出去，注定会引起一片哗然。

    因此，徐怀与史轸、韩圭等人商议，决定新城的事目前只做不说。

    现在也不可能直接上手就建新城，除了鱼梁洲铁桥以及泌襄大道南延线等大型工造外，前期会在汉水以东建造京襄最大规模的商货中转码头及储运地。

    同时还会在鹿门山以北建造选锋军第三镇驻营及训练地，先将汉水以东、鹿门山以北十数里方圆的建设土地都圈占过来。

    后续还会将司空府、襄阳学舍以及平凉郡王府等建在东岸。

    至少要铺垫三五年，等东岸建设稍微有些规模之后，又或者说司空府进一步掌握朝野局势，等满朝文武都在襄阳扎根安定下来之后，再正式抛出帝都新城的建设方案不迟。

    当然了，推动一系列超大型工造建设，朝野也有很多劳民伤财的批评。

    不过，为了避免过度消耗民力，徐怀推动大规模工造上马，从来都是采用征募相结合的方式，从来都没有以强征徭役的方式，强行驱使民众做无偿的重体力劳役——对战俘的奴役除外，即便是战俘，在完成一定年限的苦役劳作之后，也会恢复庶民的身份。

    专门征募从事工造的工辎兵，哪怕发放的饷钱再微薄，也会保证略高于同期的耕种收入。

    然而这一切，都依赖于司空府日益强力的财政收入进行支撑。

    徐怀以司空府掌控朝政之后，并没有大幅提高江东、江西、荆南、荆北以及浙东的税赋，五路度支使司每年所纳租赋钱粮，大体保持在第二次淮南会战期间的水平上。

    汴梁失陷以来，中枢岁入也主要依赖于这五路所上缴的钱粮租赋。

    包括铁盐茶布等商货的榷税在内，五路一年差不多每年能为中枢提供近三千万贯的岁入。

    除了江东、江西等五路之外，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以及福建路地处荒僻，人丁稀少，每年所纳钱粮有限，天宣年间以前都是入不敷出的状态。

    汴梁失陷后，建继帝在襄阳登基，这三路每年所纳钱粮也仅有两百余万贯。

    司空府此时对这三路也是鞭长莫及，徐怀也没有想着去开拓这三路的税源。

    西蜀路的赋税，主要供应东川路、西秦路的战事；浙西路此时基本为葛氏割据，而淮东路的租赋钱粮，目前也是由韩时良其部自征自支。

    中枢目前每年从南部诸路征纳三千两百万贯钱粮，要比汴梁失陷之前高得多。

    不过，随着洞荆匪事的剿灭，南方诸州县的治安状况日益得到改善。

    各地的主政官员或主动或被动，近年来也采取诸多清田平赋、打压豪强、开垦荒地、安置流民、扩大税源等措施。

    这不仅使地方所能截留的税收开始有所恢复；各地民生相比前些年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又由于宿卫禁军裁撤之后没有新设，再加上内廷开销大幅缩减，目前中枢度支主要用于朝堂上诸部院司数千文武官吏的俸禄及各种公帑钱，每年总的开销缩减到八百万贯。

    在绍隆六年以前，仅内廷养着五六千名内侍宫女，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开销，一年就要花掉七八百万贯；虽说这相比较天宣年间的内廷开销，已经是大为节省了。

    扣除中枢每年八百万贯的度支，诸路每年上缴中枢还有两千四百万贯租赋钱粮可以开销，则直接掌握在以史轸为首的五路度支使司手里，也基本上能覆盖掉靖胜、宣武、天雄、骁胜、选锋五军总计十五万战兵、五万诸路州府轮戍兵马以及各条防线上总计十五万守兵的军饷、兵甲装备、营舍防垒军寨建设等军资开销。

    就整体而言，军资开销相比较绍隆六年以前并没有多大幅度的增涨。

    一方面将卒总的军饷规模没有提升，甚至还拿授田取代以往耗资极巨的军功赏赐。

    对骁胜、宣武、靖胜三军近十万将卒配田及家小安置等工作基本完成，将卒家小现在基本上都能保证粮食等基础生活物资的自产自足，不需要再用微薄的军饷去购买飞涨的高价粮——将卒家小种植的粮食、棉花以及养殖桑蚕甚至还有一些富余，由司空府出资征购。

    这就保证原骁胜、宣武、靖胜三军十万将卒及数十眷属的生活水平，相比绍隆六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兵甲军械等装备总的开销，也非但没有大幅提升，还有所减少。

    不过，全军兵甲装备却出现质的提升，这主要乃是京襄接手所有兵甲战械的制造。

    增涨最快的，主要还是营舍以及各种军塞防垒的建设投入。

    这主要也是战线推进太快了。

    颍州大捷后，防线推进到颍水沿线，接管陈许颍等州县二十余座城池，新建上百座军事驻塞。二十多万兵马要进驻新的驻地，营舍垒塞等方向的建设，半年多时间就投入了近五百万贯钱粮。

    现在又收复河洛以及郑汴等地，这一块的开销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节减。

    然而就算如此，中枢岁入也差不多能覆盖全部的军资开销了。

    以往将中路防御撇除在外，每年投入逾两千万贯钱粮，却未必能覆盖淮河防线的巨大开支，甚至十数将卒及眷属的生存环境还极为恶劣、困苦。

    当时除了兵甲战械制造、军粮输纳存在大量的贪腐现象，更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将卒没有授田、配田，而江淮随着流民大规模涌入，农耗生产又遭受到严重破坏，粮价暴涨不休，吞噬掉将卒们看似可观的兵饷收入。

    也迫使朝廷在兵饷外，还需要进行额外的赏赐，才能保障将卒及家小基本的生存所需。

    现在除了每年三千多万贯钱粮的中枢岁入，由五路度支使司与户部共同执掌外，司空府还直接管辖京襄路、四大行营驻防区以及新收复的州县。

    整个工造体系发展到今日，除了维持自身正常的发展及扩张外，每年还能为司空府上缴逾八百万贯的税利。

    京襄路每年也能上缴四百万贯赋税。

    此外，就是司空府旗下屯垦体系日益庞大起来。

    自徐怀崛起于楚山以来，所有征没强豪、新开垦或收复的田地一律收为官有，然后由行营或制司出面组织人手大规模建造屯寨，并委任乡吏主持。

    除了归附流民、普通兵卒的眷属以及收俘后经过一定惩戒的战俘，都统统编入各屯寨参与垦荒耕种以及地方上的道路、河渠堰坝等公共工程的开凿、修造。

    既然屯寨、屋舍，以及开垦耕地所需的种种农具，乃至耕牛、种子，以及赖以生存的口粮，都是行营或制司供给，最终的官田收成，耕者自得一部分，但也要拿出相当一部分作为税赋、佃租上缴官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