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并无其他要事，祭祀安排在了后面。最为主要是与湖广、河南和江西巡抚见面，听他们禀报各自的政务和军务。

    但一见面，朱厚照却单刀直入，他说道：“朕自离京以来，也就是山东好一些，其余的到任何地方，都少不得会碰到民间的一些怨气。地方上的大族、豪强、士绅等等，不管叫什么称号，总归是有势力的人，他们欺压百姓，欺压的不可谓不厉害啊，你们呢，应当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河南的巡抚仍为彭泽，朱厚照在几个地方用了时间很长的巡抚，效果较好，所以官声很好的人，他就暂时没动，彭泽就是一个。

    这样给他们以较长的时间来抚平一个地方。

    湖广的巡抚是谢迁，也是这种情况。

    江西巡抚是正德八年上任，叫荆少奎，是从知府、布政使这样一路坐上来的。

    皇帝这些年主要提拔这类官员，荆少奎算是其中冒出头的，大概四十岁出头，但形象并不好看，有些矮，脸还圆，因为这个原因，当年进士始终考不上。

    对，他还只是个举人。

    但没关系，只要确实是个干员、能臣，正德皇帝是敢大胆任用的。

    一个封建王朝，到了这个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兼并，解决好了农民种地的问题，基本就能续命半个世纪。

    荆少奎的特点就是官当到哪里，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到哪里，这是个意义很重大的事，朱厚照一直相当重视，也一直背地里撑着此人，撑他到了如今的巡抚位。

    彭泽、谢迁和荆少奎三人都算是皇帝的心腹之臣，但面对这个新的问题他们却是没有底气。

    彭泽说：“臣在河南听闻此事，也暗中了解了一番，河南各府的情势……并不乐观。”

    谢迁、荆少奎也说不出不同的话来。

    朱厚照叹气一声，“所以朕这几日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这些人当中，不少都是当地士绅，朕看那些案卷，其中土地投献的问题已经是触目惊心，在这桩事上，朝廷反而是帮着他们的。”

    谢迁疑惑，“不知陛下此言何意？”

    “因为他们可以免去钱粮，普通的老百姓就想要把土地挂在他们名下，这是要求人的事，怎么能不给点好处？一家如此，则家家如此，长此以往，不就是朝廷助长了他们的威风？”

    荆少奎很是赞同，“陛下此言争切中要害，微臣记得，正德九年的大朝会朝廷也曾议过土地投献的问题，不过此事杜绝起来尤为困难，这是民间的私下行为，官府往往鞭长莫及，因而正德以前，其实朝廷也知此情形，但却难以有效阻止。”

    “不瞒你们说，朕这一路来，始终都在琢磨这个问题。”朱厚照原本背着他们，此刻忽然转过来，“关起门来讲。你们说，要是朝廷取消了士绅优免如何？”

    三人同时大惊，这可是天大的事。

    “陛下，此事万不可轻率！”彭泽很认真的说。

    “朕知道。但士绅都是有钱的主，朕按照土地收他们一点税，他们总不至于为了这点家财，便和朝廷硬抗到底吧？”

    谢迁言道：“只怕，若真是如此，会使得士绅与朝廷离心离德。民间，尚有升米恩斗米仇的说法。”

    这是朱厚照第一次试探臣子，而这一步也总归要走的，“难度总是有的……但利弊相伴，其利的一面是不是也不小？”

    第六百七十九章 朕岂能留患于后？

    明朝士绅优免这件事，见于《太祖实录》所载：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

    这其中有我们后世人难以理解的一句话：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

    朱厚照作为地位最高的人，实际上他也收益于这句话，其内涵在于：官与民就是地位不等的。

    等级制度是深入人心，也是王朝得以维持稳定必不可缺少的。他本人所有的优渥与奢侈也都来自于对最底层民众的压迫。

    既然如此，士绅群体就该有其优待之处，这是经济上的优待换得的政治上的拉拢。

    不管圣人经典如何强调‘民为邦本’这件事多么重要的，事实上正经的统治逻辑其实是要老百姓你就安安稳稳当老百姓。

    所以这里面的根本逻辑就是扭曲和自相矛盾的。

    嘴上喊着的是民为贵，实际上历朝历代都处处打压民。

    就如同之前不允许百姓拦轿告状是一个道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彭泽讲‘不可轻率’就是谋国之言。

    这件事要做成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智慧的。

    当然，人们常以雍正推行了士绅一体纳粮纳粮从而提高了对他的评价。

    但这里面有几件事需要明确，第一，士绅一体纳粮当差并不是在雍正朝提出的，实际上是顺治后期一系列改革的结果。

    第二，清朝与明朝不一样，或者说与历朝历代都不一样。明朝的统治基础在士绅，清朝则不是，他的根基是八旗贵族。

    第三，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起始、酝酿的过程，它不是孤立的忽然就从雍正的脑袋里面冒出来了。

    江南士绅群体在清朝入关、军事上彻底失败以后，仍然试图保留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益。

    尤其顺治年间，清朝不断恢复旧制，弄得这帮地主老爷觉得‘old days’又回来了，所以他们从顺治朝开始就和清廷开始了相互试探。

    所谓的清初三大案，就是清廷打压江南士绅的具体表现。

    在这几十年，清廷先是处决了一个叫陈名夏的官员，后续又连带处决了一千余名官员，就是打碎南方官员在朝堂上的话语权。

    在此之前，大量南方官员投降进入清廷，他们与满人官员的价值观相左，并且试图以过去那种方式来影响朝廷，若是能像明朝后期一样，声音都是他们的，那就更加美好了。

    但事实证明，军事上的胜利才是政治胜利的根本保证。满族人在顺治年间也压根不在乎什么儒家的政治传统，以及礼教两字之下隐藏着的读书人的特权。

    后来，清廷禁止各种‘盟社’，就是剥夺了这个群体在民间的政治影响力。随后又有文字狱，从而瓦解他们在思想层面的影响力。

    这些连续不断的措施，基本上把江南士绅的政治地位完全踩碎，所以我们从未觉得清朝的文人有明朝那样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