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放下手机，猛然记起自己欠爱伦三个班。如今他已不在犯罪特警队，得找别的方式来偿还了。他思索着有什么其他方式，想了大约三秒。

    36

    二〇〇〇年三月一日。伊斯凡路。

    门打开，哈利往门内看去，和一张爬满皱纹的脸上的蓝色眼珠四目交接。

    “我是哈利·霍勒，我是警察，”他说，“今天早上打过电话。”

    “对。”

    老人的白发梳理整齐，横向盖过他的高额头，身穿一件针织羊毛衫，里面打了条领带。这栋红色双拼公寓位于奥斯陆北区安静富饶的郊区，门口外的信箱上写着“伊凡和辛娜·尤尔”。

    “霍勒警监，请进。”老人的声音冷静坚定，他的风度举止使他看起来比一般人印象中的伊凡·尤尔教授要年轻许多。哈利对这位历史学教授做了一番研究，知道他曾参加反抗运动。尤尔教授虽已退休，但仍被公认为挪威最重要的研究德军占领时期历史和国家集会党的专家。

    哈利弯腰脱鞋，只见面前墙壁挂着许多小相框，相框里是微微褪色的黑白老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身穿护士制服的年轻女子，另一张是身穿白色外套的年轻男子。

    两人走进客厅，客厅里一只艾尔谷犬停止吠叫，尽职地嗅了嗅哈利的胯部，然后走到尤尔的扶手椅旁趴下。

    “我读过一些你在《达沙日报》上写的有关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文章。”哈利坐下之后说。

    “天哪，原来真的有人会看《达沙日报》。”尤尔微笑说。

    “你似乎强烈警告我们要注意现在的新纳粹党。”

    “不是警告，我只是指出一些相似的历史。历史学家的责任是揭露，不是评价。”尤尔点燃烟斗，“很多人认为对与错是固定、绝对的，但其实并非如此，对错的判断会随时间而改变。历史学家的工作主要是找出历史真相，去看数据说些什么，然后客观冷静地公开。如果历史学家介入评价人类的蠢事，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工作会变得跟化石一样，成为当时正统观念的遗骸。”一缕蓝烟在空气中冉冉上升。“不过你来找我应该不是为了问这个吧？”

    “我们是想问你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个男人。”

    “你在电话中提过，这个人是谁？”

    “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们推断他是挪威人，眼睛是蓝色的，七十岁，会说德语。”

    “还有呢？”

    “就这些。”

    尤尔大笑：“呃，可能的人选应该不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