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长吴大岭，正在和大副商量着从岛上补充多少淡水，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再从当地收购果蔬。

“红毛鬼这两年是越来越过分了！”

船长吴大岭知道，对方是在抱怨之前的事情，他们船队经过台湾落脚，结果被荷兰人强令征收了近三千两的“舶停税”，平均每艘船五百两，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他们每跑一趟，大明市舶司的关税，也就才一千八百余元。

大副抱怨道

从广州往日本，或者南下南洋，其中最合适的补给点，莫过于台湾。

而此时台湾仍在荷兰人手里

随着大明的进一步对外开放

光烈三年，大明和葡萄牙签订《香山协议》，在一系列条件之后，向葡萄牙开放内陆市场，允许葡萄牙在向大明本土至少融资三成的情况下，进入大明本土展开商贸。

而在此之前，西洋商人还只能在市舶司活动

葡萄牙抢先一步，占据更大的商业优势，引发其他几国商人恐慌。 光烈六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也被纳入《香山协议》当中

三方在光烈九年初，于广州再次补签协议，葡萄牙和英国的对华贸易，被整合成明葡商贸公司，和明英商贸公司。

公司中，设置两名董事，一人由大明商人担任，一人为葡萄牙和英国商人出任。

英国和葡萄牙，此时在远东贸易中，都属于弱头，故而明廷对于两者的态度，要宽容得多。

但这便让荷兰人和西班牙人感到不爽了

尤其是荷兰

他们之所以要控制台湾，很大原因就是需要一个连接日本、中国市场，以及东南亚后方的贸易中转枢纽。

而现在，由于明廷的全面开放政策，大量的明朝商人，干脆直接从杭州、宁波出发，绕开了台湾。

而另一方面，作为唯二可以进入长崎港的商人，双方自然存在竞争关系。

乱世平定，重新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的大明，商品出口量有绝非荷兰人能比的。

尤其是随着明、葡、英三方的贸易默契，西洋商品也能直接走明朝本土这边的贸易线路进入日本。

更加打击荷兰人的竞争力。

对方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这些西方殖民者，不惜万里迢迢，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赌上所有，图得不就是几十上百倍的暴利吗？

就在光烈九年广州那边三方协议敲定以后，当年年末，荷兰人就把大明船只在台湾停泊的税收，提高了一倍。

但这除了能恶心恶心人，显然没啥大作用。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仅仅一年以后，越来越多的荷兰商人，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抗议。

贸易下滑，对于已经踏入资本经济时代的荷兰而言，影响极大。

光烈十年，也就是1656年，当消息终于漂洋过海，传到阿姆斯特丹，荷兰东印度公司股价顿时暴跌近四分之一。

此时的荷兰，已经是世界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了。

对于这个本土只有大明两个府上下的海洋大国而言，海外殖民地与贸易线路，便是他们的生命。

暴怒之中的荷兰议会迅速通过决议，要求撤换东印度公司总督范德林，好在范德林之前和几位阿姆斯特丹的议员关系不错，才勉强保下。

但上面被骂，下边的人肯定也不好过。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制度比较奇怪，除了一个最高的总督（事实上更类似于总经理）以外，在各个重要殖民地，还设立有殖民地总督。

于是乎，台湾总督遭了殃，被作为替罪羊给踹了下去。

原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总部驻地）高级商务，日本出岛商馆馆长，揆一·费里德里克，走马上任，成为荷兰占领台湾后的第十二任行政长官。

这位主可不是普通人，但凡对荷兰历史有所了解的，听到这家伙的姓氏“费里第里克”就知道了。

因为他是荷兰执政（国家元首）威廉二世的弟弟。

荷兰虽然是共和国，但共和国的缔造者，威廉·范·奥伦治（后世一般称呼为威廉一世），享有巨大的威望，而这位新任台湾总督，便是威廉一世的亲孙子！（西方的“xx几世”不是隔代传递的，比如伊丽莎白二世，是乔治六世的女儿，威廉一世的儿子叫亨德里克，孙子才叫二世）

如此显赫的家世，也体现出荷兰当局的决心。

明廷方面获知这一消息后，也颇为惊讶，此时的大明对于西方各国还是有所了解的，虽然许多人可能弄不清楚荷兰的政治体制，但国家元首的弟弟，还是能理解代表啥的。 当然，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件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荷兰虽然是共和制，但其实在十七世纪，更像是君主立宪。

因为荷兰执政，过去几十年，事实上，一直被威廉一世的后代把持，但在代议制下，荷兰执政虽然还享有部分权利，却无法和议会相抗衡。

他祖父和父亲，虽然都在荷兰的独立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却都非常明哲保身，都很尊重议会权力，推进了荷兰的近代化进程，以至于他祖父后世都被尊称为“荷兰国父”。

而威廉二世，是在战争胜利的前一年才继位的，坐享胜利果实后，不免飘飘然起来，

丝毫没有他爷爷那种长远的政治远见，在1648年与西班牙签订和约后，一心想要重建封建君主权力。

和省议会的议员们关系闹得极为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