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不改动一字之外，你还得用眼睛看看文章，看看这位仁兄，到底在文章里面有没有夹带什么私活。

比如这一篇文章说：

我爹是李刚，你知道李刚不，知道就行，那什么，只要你点中了我，事后必有重谢。

那位留言：

我认识鱼尾大神，虽然我家里穷，但我有靠山啊，比如解鱼尾、夏鱼尾，都是俺们亲戚，你们看着办吧。

这种夹带私货的方式，被称之为“自叙门第”，一副老子认识某某某，好像自己吃过面子果实。

发现这种文章，誊录官员就开心了，啧啧两声，喝一口茶，将卷子丢到一旁。

实在太好了，少抄一份，看来不用加班到三更了。

抄写完之后，写上自己的大名。

这也好理解，个人责任嘛，誊录出了错，该打谁的屁股，需要一目了然，也免得到时候找不到人，一起手拉手挨打。

对了，你抄作业，需要用红笔，敢用黑笔，你也得挨揍，字迹要写好，用楷书，敢把你的草书拿出来，保你以后潦草到底。

誊录结束，揉了酸了的胳膊，整理好合格的卷子，那一百多份夹带私货或行文不规范的卷子，就丢一旁吧，不需要送对读所了。 对读所的人摩拳擦掌，兄弟们，等了好几天了，终于来了。

对读，对读，承担的职责，就这两个字：对与读，即对照与读文。

对读官员需要仔细将誊录文与原文对照，查看誊录过程中，是不是存在脱漏、颠倒等问题，当然，还需要看看誊录官员，是不是在里面夹带了自己的私货。

万一誊录官被买通了……

对读也是一种防止誊录官员营私舞弊的方式。

这个环节是比较耗费时间的，一般是两个人搭伙，他从红卷对照墨卷，你从墨卷对照红卷，一字一句，用心对读。

若是发现誊录错误，或誊录字迹太艺术化，只有誊录人才能认得出来，那恭喜这位誊录官，现在打包行李，出发去辽东，说不定还能赶上建文元年的第一场雪。

对了，提醒下你，从今以后，你是吏，不是官。

受卷、弥封、誊录、对读，这是在批卷之前的基本过程，整个过程中，都有监试官监督。

一开始这些过程很慢，动不动就半个月，后来一查原因，哦，老头子与坏人太多了。

一个个老花眼，拿着卷子就往蜡烛上凑，字没看清楚几个，差点把试卷给点了。还有一些品行不端的，就在那里品头论足，一天天不干正事。

于是朝廷下令：务要精选四十岁上下，五品至七品官有行止者。

标准是：壮年，不缺德。

这也有个好处，总来回抬箱子，用老头子的话，是不是有些寒酸了，万一摔个骨折什么的，再算工伤，朝廷多亏……

出乎很多人想象的是，考官收到与批阅的考卷，其实并不是举人考试时所答的考卷，而是誊录形成的红色字体卷，即没有考生姓名，也没有任何标记。

评阅时，方孝孺、姚广孝、杨士奇三人是主考试官，手下还有从礼部、吏部抽调而来的官员，他们的身份是同考试官。

试卷并不是直接交给主考试官处理，而是先交给同考试官评阅，他们看中的试卷，才会推荐给主考试官。

换言之，对于被同考试官罢掉的试卷，主考试官很可能看都没看一眼。

不过，这是以前。

杨士奇很清楚朱允炆想要的人才，并非是完全以四书五经、圣人之言为主的人才。但对于同考试官而言，他们评阅的标准，那就是四书五经、圣人之言。

皇上与同考试官采取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标准，不得已，杨士奇与姚广孝两人，只好盯着那些被同考试官视为垃圾的试卷，准备废品回收再利用。

古代评阅试卷，清一色作文啊，可不是abcd四个选项，对照下对错就好了。

作文的评阅即衡文，对于考官而言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不像是后代，扫几眼作文，琢磨两句，大笔一挥，多少分就出来了。

古人云：

“作文易衡文难。作文如治事，衡文如知人，治事则性所近，习所闲各成一长，知人则变态分量，至无穷也，至难学也，非大通之识，静极之心，畴能不眩焉。”

汤显祖《牡丹亭》四十一出《耽试》中主考官苗舜宾也有感叹：

看宝易，看文字难。

虽然明代的各类典籍、档案、个人传记中，并没有记录明确的衡文标准，但他们评阅，也并非是“唯心主义”，完全以个人好恶来定，而是有着三个基础的标准。

第一百六十九章 衡文标尺是这样的

其一，基本格式。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对科举文字程式作了规范。

比如《四书》义，你不能低于两百个字，《经》义不能低于三百个字。

字数，是一个基础的要求。

你写完试卷之后，记得掰着手指头数一数，如果低于规范字数，出了贡院就可以骑着小毛驴回家了，榜都不用看，明年再来考吧。

你文笔飞扬，写够了字数，但一激动，把太祖写成了朱元璋，那你完了，最好是跑快点，说不定衙门抓不住你，也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