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徐州与宿州相隔不远，宿州遭了水灾，哪怕是宿州百姓怎么惨，灾害多严重，多需要人手，对面的徐州卫所军士只能干瞪眼看着。

没有命令，他们出不了卫所区域。

这是一个军事问题，也是一个敏感问题。

若今天怀远遭灾了，隔壁卫所带着五六千人，招呼都不打直接过去了，救几个人，这是大义，值得鼓励。

可要是改天京师遭了灾，周围卫所哗啦啦带人来了，人家如果是救灾还好说，若是兼职干点皇室更迭的大买卖……

这个问题，是个坑。

朱允炆皱了皱眉，看向徐辉祖，道：“魏国公，你如何看？”

徐辉祖出班道：“皇上，据臣所知，凤阳府已加派了人手，且并无向朝廷求援之意。若各地有请，可选派良将，以将军之名出京师，统调地方卫所，如此，方显名正言顺。”

朱允炆微微点头，眼下也没更好的法子，便道：“既如此，便任命济南都司铁铉为定国将军，统调山东、河南、凤阳府卫所军士，各地若有灾情，驰援以救，不可贻误。至于济南都司，则调长兴侯耿炳文充任。”

“遵旨。”

徐辉祖、茹瑺退至一旁。

“可还有本奏？”

朱允炆问道。

右都御史练子宁见众人再无奏报，便站了出来，高声道：“臣有本奏。”

朱允炆看着练子宁，此人虽也是都察院主官，但与景清不同。

景清为人清廉，然性格上有些固执，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偏执。

朱允炆几次都想让景清回家，可又找不到其问题，也不好意思直接把人给辞退了，加上有个古板的人叨叨两声，也未尝不是好事，便忍了下来。

相对景清而言，练子宁的思想明显更为活泛，他不会故步自封，敢于否定当下的自己，能认错，也能改正。

朱允炆看着练子宁，道：“讲。”

练子宁肃然，高声道：“皇上，臣认为朝廷应早日开课考，以考百官品能，定夺去留……”

直言时弊，一针见血。

朱允炆看了一眼解缙，很好奇是不是他通风报信，让练子宁陈言的，解缙明白朱允炆的意思，微微摇了摇头。

不是解缙安排的托？

看来练子宁的觉悟有点高啊。

朱允炆在国子监大辩论时，已经在思虑“考课”之事，原本计划安排在科举之后，只是还没等解缙提出“考课”官员，黄河、淮河一线暴雨，涡河决堤，怀远被淹……

于是“考课”一拖再拖。

怀远知县被百姓打死，百官无一人为其喊冤。

朱允炆对此事的评价，只用了唐太宗的八个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练子宁认为朝廷官员经过洪武初期的严苛，中期的恐惧，晚期的忐忑之后，在建文元年彻底放松下来。

放松的结果，便是报复性的贪婪。 所谓的“纸醉金迷，贪腐横行，绝非一县”，朝堂之上，传荡着练子宁坚决的声音。

朱允炆频频点头，在练子宁讲完之后，肃然道：“开考课于文臣官吏，期海宇宇谥，民乐雍熙，以内阁解缙、翰林院姚广孝、吏部尚书齐泰、都察院练子宁为首，组考课四人团，统揽京师内、外考课，毋宁私情，以正乾坤！”

众文官员听闻之后，脸色都有些难看。

考课，也被称之为考绩、考功、考核、考校等。

早在先秦时期，便出现了考课。

《尚书·舜典》记载：“三载考核，三考黜陟幽明”，并明确了考核的处理方式为“黜退其幽者，升迸其明者”。

在这个时期，考核制度尚不完善，但其“三载考核”的方式，却被后世所用。

考核制度初步形成，是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分为两种：

其一，诸侯王朝觐。

简单来说，就是诸侯王从自己家里，坐上马车，前往京城述职。

其二，天子巡狩。

这就不需要麻烦诸侯王四处奔波了，天子五年出京一次，驾着马车，打个猎，旅个游，邂逅个美女，到了某个诸侯王地界，看看土地开垦了多少，是不是养老尊贤了，然后决定你是继续当诸侯，还是把你废掉。

战国时期，商鞅、李斯、吴起等变法，为了区别军功、更好治理国家，文官、武官制度逐渐建立。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著名的“上计制度”。

“上计制度”，包含了户籍财政、治狱惩盗、宗室名籍、边戍状况、地理行政、劝课农桑等。

秦朝文官考核，仍以“上计”为准。

汉朝不仅采取“上计”，还引入了“刺察”，即刺史到地方巡查。

唐代考核逐渐完善，在京城设置了考功郎，专门负责京官考核，于地方设置考功外郎，考核地方官。

宋代设置审官院负责京官考核，考课院负责州县官的考核，一年一次小考，三年一次大考。在此时，明确了“四善”标准，即“德义有闻、公平可称、恪勤匪懈、清谨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