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明朝洪武元年，朱元璋颁布一系列法令，鼓励农民复业归耕，在土地所有问题上，直接规定，只要是你耕垦的、开垦的土地，那这些地都是你的，而且三年赋税徭役全免。

所以在明代初期，拥有土地的自耕农是相当多的。

洪武三年，朱元璋设司农司，“计民授田”，分配了部分土地给农民，洪武二十七年，鼓励开荒，给予其牛、农具……

但朱元璋没有遏制土地兼并，他默许兼并，默许土地集中起来，其分封藩王，这本身便附带着分封土地，加上明代初期的藩王，大部分都带着“野心”，多占几百万亩地也很正常。

一些藩王甚至直接将所在城池当成了自己家，整个城的大部分，都成了王府产业，城都能占，占个地算什么……

朱允炆知道明代中后期的土地兼并有多厉害，所以推出了“遏兼并国策”，然而，这条国策也有漏洞，那就是允许“合法”买卖。

虽然设置了农税司，把关买卖环节，但人家你情我愿的事，朝廷实在是管不住，所以导致了一个现象：

“遏兼并国策”提高了交易成本，但却没有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

自从杭州知府虞谦上奏以来，朱允炆都在苦思冥想，寻找破解之法，而五年基建规划，也是朱允炆破局土地兼并的一条方略。

第二百四十三章 有人背着朝廷卖盐

修路与土地兼并，似乎并不存在关系，但在国家事务中，很多事情并不是孤立看待的，而是从整体来看待。

朱允炆很清楚，以私有制的“惯性”与支持力量来看，强行推动土地国有化，那是完全不现实的，也会出大问题的，说不定大明王朝就会“二世而亡”。

解决土地兼并的方法有很多，古人也给了很多经验，比如“限圈”、“征没”等，但处罚措施跟不上，导致很多法令形如虚设。

朱允炆解决土地兼并的逻辑就一条：

推出大明土地管理法。

藩王、士绅、佛寺、道观等不是有钱买地吗？

朝廷允许你们合法买卖，但需要记住一点，朝廷土地法规定，不允许荒废田地，一旦荒废田地，朝廷有权罚没其荒废田地。

这一条规定也不是朱允炆的独创，汉朝时期，有《四时月令诏条》，明确规定农业生产需遵循时节，该种什么种什么，不允许你过时不种，如果不种地，荒废了，那是要被处罚的。

王莽改制时，提出“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等，直接说明了，你的地你不种，要惩罚三倍的税。

尤其是隋唐时期，其采取的是均田制，国家对于田产的控制力度很高，别以为给你分了地，你就能随便种黄瓜了，朝廷让你种什么，你就种什么。

比如唐代，要求“诸户内永业田，每亩课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三年种毕。”

明太祖朱元璋也干涉田产使用问题，直接要求：

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

所以朱允炆提出“荒废土地收回朝廷”的法令，也并不会显得突兀，其面临的朝堂阻力也很低。

士绅买来田产，不就是为了种地赚钱的，谁会荒废掉，哪怕是朝廷颁布这样的法令，他们也会一笑置之，甚至还会说一句：

多余！

但他们不了解的是，朱允炆要下的是一盘大棋。

虽他们土地兼并，随他们怎么买地，朝廷不管了，放开了让他们买去，反正朝廷每一笔交易都会收税，该收的赋税，也少不了一分。

这些人手中的地多了，又不能荒废，只能找人种地，找谁？

除了失去土地的农民，还能有谁给他们种地？ 佃农便会成为这些地主不可缺少的耕种力量。

可如果，朱允炆推动的是五年大规模基建工程，将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都招入到基建之中，那地主拿什么耕地去？

总不能自己天天下地干活吧？

就靠着手里的几个伙计，想要照料几千亩地，纯碎是痴人说梦。

一旦没有佃农，地主手中的田地就必然荒废，到时候朝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拿走他们的田产，然后将这些田产，再让农民花钱买回去，事情不就解决了？

你们给地主干农活一年能落多少银子？

五两？

三两？

没有一文钱？

现在朝廷每个月就给你二两，来修路，干不干？

朱允炆准备坐看土地兼并，然后引流失去土地的农民外出“打工”，然后等着吃掉太多土地的地主被撑死，不得不吐出来田产。

地主无法与朝廷竞争，因为他们不可能给佃农一年二十四两银子。

很多人认为一年二十四两银子太多，不切实际，但这个标准已是偏低，一个月二两银子，一天合六十六文钱，你能说多？

要知道前宋去饭店跑堂，一天都能有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文钱，虽然明初不如前宋繁华，但也不至于穷困到一天合不到六十六文钱。

但地主擅长剥削，恨不得将农民手中所有的一切都拿走，一年二十四两银子，那他们买下田地的价值就荡然无存。

花二十几两银子雇佣农民干活，没利可图啊，没有利益，谁还兼并土地？

而且荒废之后，朝廷会拿走，这简直是亏本的买卖……

朱允炆将自己的考虑告诉了解缙、黄子澄等人，严肃地说道：“朝廷以农为本，绝不能允许任何藩王、士绅、寺院、道观，一切人员，闲置与荒芜耕地。”

黄子澄作为户部尚书，对于这一点极为认可，表态道：“田地就应该有产出，而不应该荒废，若荒废了，收回朝廷，另做分配，也是理所当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