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节(1 / 2)

这是大批读书人的通病!

    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那就是这些人几十年都被困在了四书五经里,思维从来都没有打开过。

    为什么朱允炆器重解缙?

    因为解缙善于变通而且富有远见。

    为什么朱允炆重用姚广孝?

    因为这个家伙所学庞杂,思维活跃,点子很多。

    还有方孝孺推荐的杨士奇,未来的内阁之人,朱允炆也十分重视,虽然杨士奇所学都是四书五经,但人家好歹是在江湖飘了一二十年,黑白两道都混过,懂得变化,能解决很多问题。

    可再看朝堂之上,又有多少懂得变通的人?

    他们的变通,往往都是脚底下的立场变通,而不是思维的,思想的变通。

    连礼部尚书这种六部高官,都看不出国子监只教育四书五经的问题,甚至反对增加其他课业,你还指望国子监的老头子们接受?

    “姚师父,你如何看?”

    朱允炆睁开眼,看向姚广孝。

    姚广孝停下了拨动佛珠的手,看向朱允炆,道:“回皇上,国子监只教导四书五经,自有其局限。臣认为,四书五经之言,无需作圣人之言,日夜聆讯,应作辅助之言,塑人品性,明礼知信即可。可在国子监开设其他课业,以监生历事辅国为主,取才配德,方为正道。”

    第九十一章 没人为朱熹说句话

    姚广孝并非正统官学出身,对于四书五经谈不上推崇,他对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兴趣,恐怕还要排在释迦牟尼之后。

    郁新、张紞、解缙、陈迪等人听闻姚广孝的话之后,都皱起了眉头。

    四书五经无需作圣人之言,日夜聆讯?

    这不是离经叛道吗?

    孔孟乃是圣人,这是所有读书人的共识。

    大家之所以站在这里,享受权势与荣华,靠的便是这些圣人之言,你姚广孝不承认他们是圣人,我们这些孔孟门生不会答应。

    郁新脸色阴沉,反对道:“皇上,四书五经承载圣人之言,修身,育德,明礼,新民,有乾坤之象,宇宙之风,是为国才之根基,为我大明读书种子之脊梁,理应日夜聆讯,昼夜伏研,只可为主,不可为辅。”

    张紞瞥了一眼姚广孝,对朱允炆说道:“臣附议。国子监或可加之其他课业,但四书五经,只能为主,不可为辅。若本末倒置,不明主次,将引灾祸。”

    朱允炆嘴角微微一动,强压下心底的愤怒,问道:“解缙,你是如何看的?”

    解缙明显有些为难,他是一个善于揣测上意的人。

    看朱允炆的脸色、语气,解缙哪里不明白朱允炆的想法,摆明了是想在四书五经之外,加入其他杂学类课业,而这势必会冲击四书五经的地位。

    从维护四书五经的地位上来说,解缙需要反对姚广孝,反对朱允炆。

    可解缙经过朱元璋时期的困贬,已然悟清,和老板对着干,都是没好下场的。

    想要保住自己的内阁地位,就需要站在朱允炆的身后,否则,一旁的姚广孝,很可能会取自己而代之!

    想到这里,解缙下定决心,道:“皇上,国子监为大明最高学府,育人之道,当以彰其底蕴,显其才干,若仅以四书五经授业,不涉其他课业,难免偏颇,所出官僚,空有才情风流于纸上,实无兴邦之策于胸中。臣认为,可革新国子监课业。”

    郁新、张紞、陈迪吃惊地看着解缙。

    陈迪怒不可遏,向解缙走了一步,沉声道:“解大才子,莫要忘记了,你也是凭着四书五经,才在洪武二十一年中的进士!”

    解缙面不改色,直言道:“我等皆是以四书五经入仕,但解某问一句,陈尚书难道不懂农税商算、兵法布阵、天文星象吗?既然我等修习有之,缘何不可加国子监课业之中?太祖于国子监设历事之制,所图不就是为国选才?”

    所谓历事,即国子监监生完成六堂修习之后,需要参与一定年份的历事,即出去锻炼才干,然后才可以去吏部报名,候补官员。

    陈迪还想说话,朱允炆敲了敲桌子,说道:“可以争论,无需争执。既然这一项有争议,那便先搁置。剩余九大弊病,可还有不妥之处?”

    郁新等人微微摇头。

    《国子监十大弊病》疏中,除了指出教授课业范围有限的问题,还涉及了过于推崇朱熹批注、监生入仕难、滥进门槛过低、年老监生过多、考核过于严苛等问题。

    尊崇朱熹,将朱熹批注作为圣人之言的,那是朱元璋。

    卑微的朱元璋恨不得加入朱熹一脉,认朱熹当祖宗,可惜朱熹才死了一百来年,加上人家后代一清二楚,不好鱼目混珠,才不得不作罢。

    既然血脉上无法融入,那就精神上融入吧。

    朱元璋看中了朱熹,觉得朱熹对四书的批注也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便三下五除二,阉割之后,拿来印刷当官方教材了,并要求所有人,要仿照朱熹的意思来写文章。

    如果仔细去翻阅程朱理学,看看朱熹的观点,再了解一点古代书籍,你就不会拿“存天理,灭人欲”来骂朱熹。

    在《礼记·乐记》中便记载有:“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朱熹所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只是说,“人欲”超出了人基础的欲望,如贪欲、私欲等,而这些超出的,则需要革除的,即所谓的明理见性。

    说白了,朱熹的话就是:人的欲望得有个度,不能超标。

    可中国人嘛,总有断章取义,手写春秋的习惯,摘上半句,就当全文宗旨用,那也是经常有的事。

    后人一看,哎,这是禁锢自由,毫无人性啊,拿来批判。

    朱元璋一看,啧,不错啊,让人老老实实,能禁锢读书人的这样那样的想法,打造一批听话的人没问题。

    明代之前的程朱理学,是相对开放的,主张“师不必贤于弟子,而弟子也不必不如师”,鼓励创新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