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吃到早餐的我格外气忿。我也不知道在气忿，反正就是气忿。我朝空气短促地吼了一声，然后摸回卧室，拿上钥匙出门。妹喜给我买的盲杖，我还是不肯用。楼梯里，我能听见蓝色的塑胶拖鞋板拍打地板的声音。很快速，很急切，好似一不留神就会滚下楼梯。幸好，我没事。我戴上墨镜，朝着中医馆前行。说是前行，实际是爬行。我走在盲道上，仿佛在玩超级马里奥。地上的狗屎，翘起的地砖，当道的消防栓，歪斜的电线杆，齐腰的沙堆，会唱歌的洒水车，我他妈没有躲过任何一个障碍。我有很大概率会在拯救碧姬公主的路上，被各种各样对付盲人的隐形设施所害死。中途中，我直挺挺地撞在路边停放的轿车。警报发出的哔哔，吓跑了几只野猫，也招来了刚走不远的车主。没有盲杖，盲人的身份就不靠谱了。更何况，我浑身上下都没有盲人那柔软的气质。鼻梁上的墨镜，反而让人觉得我是在耍帅。

车主是个男人。他骂我眼瞎。我笑着点点头，说我是瞎子。男车主愣住，看见我递来的残疾证，一言不发地走了。我站在原地，笑了起来。这是一种自毁性的乐趣。自己毁灭自己，是完全没有被人毁灭要来得有趣。因为自己掌握着毁灭的方式，既有毒药，也有解药。而别人的毒药，是用闻所未闻的配料所调制的。我是盲人，却没有盲人的标志，正是为了让人产生误会。我先是让他们骂我，再无奈地坦白，那么他们就会立即感到错愕，感到愧疚，感到羞耻，紧接着他们会在之后的人生之中时刻回想这件事情，并且回想的同时给自己的良心几个巴掌。我笑得更加得意了。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带盲杖的原因。通过别人的羞辱来获得毁灭的快感仿佛更有风味。

距离中医馆一百米左右，我闻到淡淡的药香味。我本是不喜欢药味的，但是妹喜时不时在家里炖汤。鲁迅有言：闻久了，便也习惯了。我在众人诧异，好奇与嫌弃的眼神中走进医馆。不怪他们。怪我。我把屎踩进屋里了。我声音不大不小地喊道。

“冯大夫，我找冯大夫。”

冯大夫此时正站在木梯上给人拿药。他低下头，把下巴贴在皮肤松弛的脖子上，透过镜片的上方看向我。然后，他若无其事地继续拿药，并在心中默念清单：陈皮一两，土茯苓二两，红枣一两，当归一两……中医馆有一台挂在承重柱上的液晶电视。它很小。是杂牌。只有一个星空卫视。每天重播各种八九十年代的港台鬼片。这足够让人打发时间了。所有人扬起头，重新把目光放在屏幕上。我被忽视了。显而易见的事情。好吧，我迫切需要有人来告知妹喜的去向，因为焦灼正在灼烧我的五脏六腑。我像是被妻子抛弃的丈夫一般伤心欲绝地质问道。

“妹喜去哪儿了？你把她带去哪儿了？她昨晚没有回家！你最好把她还给我！”

我的声音即便没有盖过电视机里的声音，众人还是把我的语气和内容都听得一清二楚。这下好了。冯大夫受到非友善的关注。冯大夫缓缓从木梯下来，在前去检查门口的药煲时，必须经过我的身边。于是乎，他似一颗滚轮，自然地由惯性从我身边滑过，说道。

“无可奉告。”

我没有纠缠冯大夫，因为我累了。我的一只脚趾头踢到消防栓，指甲盖掀了起来。很疼。疼得想骂街。疼得想草梁妹喜。我坐在医馆门前的阶梯上休息。一个比我还要臭、还要脏、还要颠的男人向我靠近。他坐在我的旁边，开始和我搭讪起来。

“你好，商先生。我想我能帮你。”

男人那严肃的声音和恶臭的味道使我好奇地伸出手，问道。

“你好，怎么称呼？”

“鄙人姓张，乞丐张。”

噢，我明白了。这男人在模仿冯大夫。我笑起来，松开与他握住的黏糊糊的手，问道。

“你知道梁妹喜人在哪儿吗？”

“知道。”

“王大力那儿？”

“不对。”

“徐姨那儿？”

“不对，不对。”

“楠哥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