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沉默下来，电话那头何队也没了声音，只是呼呼地喘着粗气。

半晌，何队语气又平和了下来，说：“邵波，晚上我和钟大队、还有黑猫去老地方吃饭，你到时候也过去吧！看钟大队对咱一个什么说法！”

我应了声。

放下话筒，我再次径直往一号房走去，但那个下午，居然一号房里有客人在。

我坐在一楼大堂里胡乱抽烟；胡乱想了想。看来，今晚还要在一号房里好好研究一二了。

到晚饭时，何队给我发了我们常去的饭店包房号到我的传呼上，我出门叫了个摩托车。

在饭店大门口我碰到了钟大队，钟大队说：“邵波你咋过来了？”

我说：“何队要我过来的。”

钟大队说：“过来一起聊下也好，也都清晰一下这结果。”

俩人便进了包房，里面何队皱着眉，叼根烟看我们进房，便把头扭到一边，不看钟大队。

钟大队很直白地对何队说：“老何，这案子结了就结了，咱也算尽力了，能这样交了这份差事，你还要怎么样呢？”

何队才把脸转过来：“钟队，凶手是不是还在逍遥咱先不说，你就自己捧着良心说说，这案子推到医院里躺着的那位身上，是不是草率了点？”

钟大队说：“谁说是推在他身上的啊？你去看看那瘦猴的档案，三进宫，盗窃、抢劫、故意伤害！出狱也才三个月，案发时间、地点都对得上，还逮了个现场。怎么能说是推到他身上呢？”

何队声音大了起来：“那作案动机呢？”

钟大队脸色也不好看起来：“作案动机你等他活过来自己去问就是了，入室盗窃被人发现，杀人灭口。”

何队听了挥了挥手，直接喊起钟大队的名字来：“钟宇！你都这样把案子定了下来，咱有啥好说的。我就想问问你，这样结案你对不对得起你进警队发的誓言，对不对得起你头上戴着的国徽！”

这话似乎刺痛了钟大队的神经，钟大队像个泄气的皮球一般，往凳子上狠狠靠了上去，然后语气温和下来，说：“老何，我进刑警队时就是跟的你，你是我师父，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个副，我却已经早升了正科吗？还不是因为你这坏毛病，钻牛角尖，认死理。不止这一次，上次那碎尸的，那老婆都已经招了，你非得要较劲说她一个女人，怎么有力气把那个一两百斤的男人给碎了，结果呢？你查了半个月，拖着结不了案，最后得到的结论还不是那女人用了个锯条。老何，有时候把心放宽点，咱只是打份工，上个班，没必要较劲太多。”

何队听了，脸色就变了，忽地站起来，冲着钟大队手一挥：“行了行了！姓钟的，你少废话了，昨天早上新来实习的那小伙，你给他说的那话，我真应该拿个录音机给你录下来，你冠冕堂皇地不是对人家说了吗——做刑警，就是要让每一个违反了法律的都绳之以法，让每一个守法的人，都不被罪犯们伤害到。反正，这案子有我何俊伦在的一天，我就要查到底。”

钟大队脸色难看起来，狠狠地吸了几口烟，然后站起来往门口走，临到门口了扭过头来，对着何队和黑猫说：“还有个事忘记给你们说了，明天去云南抓毒贩刘伟明，分局派了我们三个过去，你俩今晚准备下，这趟差有点危险，明早我们就出发，火龙城这案子就给小马他们弄了。”

钟大队又对着我点了点头，说：“邵波，你陪何队他们好好吃，老哥我有点不舒服，先走了。”说完钟大队一转身，往包房外走去。

看着钟大队往外去了，何队还是呼呼地生着气，自言自语一般说：“行！行！我何俊伦就是这么不懂变通，就是这么不会来事！明天去云南，等到我们从云南回来，这案子早到档案库了！”

黑猫安慰道：“何队，钟大队也是有苦衷的啊！上头对这案子的意思，全局里都知道。”

何队说：“有苦衷？有苦衷就不要穿这套警服！”

说完一扭头，对我说：“邵波，今晚咱好好来一口，反正老哥我认死理，我不懂变通，今晚咱就好好变通一次，不喝醉就不走。”

34.

那晚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钟大队和何队。写这个文字，虽然上了一些色彩，但每次打到“钟大队”和“何队”这几个字时，心里还是隐隐地难受。这个世界对英雄是如何定义，没有权威的条文，就算有，我也并不知晓。但在我脑海里，浩气长存的，却永远是钟大队和何队。

钟大队一米八五，脸上坑坑洼洼，但仪表依然堂堂。回忆中，他昂首挺胸的模样，大踏步的步子，始终让我觉得，我只是他身后的小跟班。钟大队以前是邮电局保卫科的，30出头时调到市局，进了刑警队，从一个普通的小刑警，一直干到刑警队大队长。x市连坏抢劫杀人案的凶手刘大彪，就是他一个人徒手擒拿的。钟大队离开这个世界时，才41岁，从警刚好十年。

何队一米七六，戴个眼镜，瘦瘦高高，篮球打得很棒。从民警做起，一直做到副大队长，在副职上一干就是7年。工作任劳任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得起良心，对得起金色盾牌，就算哪天死了，也终归坦荡过了。”

两人的尸体是在云南火化的，黑猫和后来赶过去的一位副局，坐着火车，捧回两个骨灰盒。灵堂设在分局院里，所以我只能远远地瞻仰。我想象不出那么两个活生生的、大块头的汉子，那么小小的两个盒子怎么能够盛下。

那趟云南之行，抓捕毒贩刘伟明，非常顺利。盯梢两天，确定了大毒贩的位置，协同当地公安，一网打尽。三人很是开心，开着车，带着唯一一个需要回x城结案的犯人，往回开。 还没出昆明市，路边就遇到一起首饰店的劫案。钟大队和何队要黑猫在车里看着犯人，他俩拔出枪，下车冲入了现场。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何队是被一枪打中了头部，子弹从左眼穿了进去，后脑出来，遗物里那副黑边的眼镜，镜片是碎的，沾满了血。

钟大队是被那六个劫匪活活打死的，大腿和右手各中了一枪，然后劫匪把钟大队拖进他们劫持了人质、和警方对峙的现场。劫匪对着外围的公安穷凶极恶地吼着：“不答应我们条件，我们就宰了这个干部。”

话音没落，就听见钟大队大吼道：“直接冲进来干死他们就是了，人质已经死了，就我一个，你们不用管。”

警方冲入现场看到钟大队时，只能依稀分辨出血泊中的那一身警服，钟大队鼻孔、耳朵、嘴里，都是血，送到医院抢救，却早已停止了呼吸。在场的包括云南公安厅的某些领导，全部都摘下大盖帽，对着钟大队的尸体敬礼。

两人走的时候，钟大队是二级警督，工资三百二十七；何队是一级警督，工资三百八（何队工龄长）。那时候猪肉三块一斤，孩子的学杂费四十几块一学期。在外面下趟馆子，有个五六十，可以吃个大饱饭。两人被追封为烈士，家属一人体恤了三千五百块钱，和一个材质不过是个铁片的奖章。

那年月的公安，没有很厚实的背景，没有捞外快的渠道。闲的时候，一周有三两天还能回家睡个葫芦觉，遇上有案子，半个月没进过家门。那般玩命，家底却始终是拮据的。当然，也有打趣的话是：从来不用自己买衣服裤子和鞋，局里逢年过节也能发些米啊油的，公安家庭里的半大孩子，也早早地穿上的是警裤改的裤子，蹬着局里发的厚底皮鞋。

钟大队的妻子后来过得很艰难。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1994年在单位下岗时，单位也没有考虑她的丈夫曾经为这个世界付出过什么。1997年郊区纳入市区时，钟大队的那一捧骨灰所埋葬的地方，也推为了平地。据说那年，嫂子带着两个才十六七岁的孩子，跪在分局门口嗷嗷大哭，分局大老板亲自下来，把他们扶进办公室。然后全局凑钱，给钟大队在市殡仪馆的后山上买了个小格子，树了块碑。

一直到千禧年吧，嫂子家情况才好点。和我父亲有过节的那位，当时已经在省厅了，他并没有忘记钟大队，也没有忘记嫂子他们的艰难。那年他给嫂子打去电话，说：你家大的我记得现在应该也快大学毕业了吧，毕业后让他拿着学校的介绍信直接来省厅找我。

至此，钟大队的家属才算得到了个好的结果，也算让九泉下的钟大队能够欣慰。

而何队的妻子，在何队离开这个世界不到半年时，就风风光光地嫁给了市外贸局的某位，一个也是丧妻的公务员。何队的儿子，也从那以后，被改了姓。

多希望，那孩子会永远记得自己的父亲，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也希望，那孩子在长大后，会骄傲地跟人说：我姓何！

35.

那晚回到火龙城已经九点多了，带着一身酒气，直接到房间里躺下，呼呼睡了几个小时，居然又是被人叫醒。我迷迷瞪瞪睁开眼睛，居然又是古倩，正趴在床边露出那副很是得意且天真的表情。她身后是八戒和小军，估摸是这两个坏胚把古倩带上楼的。见我醒了，便说：“得！人给你交了一个活的，咱俩就回避下，表哥他们还在宵夜摊上等我们喝酒呢！”

说完笑得很贱的样子，往外走。

我坐起来，冲着他俩喝道：“给我留下，现在几点了？”

古倩说：“现在两点了，要不我怎么能跑出来？”

我冲古倩笑笑，然后对八戒和小军说：“一号房没客人了吧？跟我进去办点正事！”

古倩一听我说起一号房，便来了兴趣，说：“去找线索吗？也带我过去看看，见识见识吧！”

我说：“你就在这看会电视吧！我们忙完正事了再过来陪你玩。”

古倩就急了，说：“谁要你们陪了，你邵波觉得我过来找你就是为了要你们陪我玩？要陪我玩的人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