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5日，黑夜。

男生宿舍楼的四层，走廊最深处的19号寝室，隔壁是堆满杂物的储藏室。未婚妻谷秋莎只来过两次，说我住的地方连狗窝都不如，发誓要让我有一个最宽敞舒适的家。

一个月后，我和她就要结婚了。

婚礼时间定在高考结束后，也是我调离南明高中，正式到市教育局上班之前。而我俩领取结婚证的时间，已定在两周后的6月19日。

我刚跟未婚妻通了一个电话，还不敢告诉她今天的事，只说我可能遇到了一些麻烦，但很快就会过去的。

手表走到了十点钟，这是谷秋莎的爸爸送给我的，还是在香港买的瑞士名表，一度引起教师办公室的轰动。我本来都舍不得拿出来，生怕把光亮的表面磨损了，还是秋莎强迫我必须每天都要戴。

坐在写字台跟前，我来不及摘下手表，痴痴看着表面的玻璃，映出自己疲惫不堪的脸。自从大学毕业回母校做语文老师，我已单独在此住了三年。虽然墙面有些脱落，天花板开裂发霉，只有一张摇摇欲坠的单人床，以及来自旧货市场常飘雪花的彩电——但我仍留恋这间屋子，因为高中三年，也是在这间寝室里度过的。

那时屋里有三张床，各有上下铺住了六个男生。1988年，高考前夕的深夜，其中一人上吊自杀，当我们在晨曦中醒来，看到一具尸体悬挂在电风扇底下……我不幸睡在上铺，死人僵硬的身体晃在眼前，露出肚脐眼与我的双目平行，仿佛一只眼睛在对我说话。

学校调查不了了之，只说他无法承受高考压力，担心落榜而走上绝路。这结果让我们几个室友都难以接受，连续做了几周的噩梦。等到我们这届毕业，再没人敢踏入这间寝室，连同隔壁好几间屋子，不断传出闹鬼的说法，便全部被学校废弃了。

四年后，我作为新晋教师归来，也是南明高中唯一自北大毕业的老师。但我没有房子，学校也无法解决住房问题，只能将这间凶屋辟作我的单身宿舍。

不过，下个月我就要搬家了，告别这间度过了六年的屋子。

新房是教育局分配的公寓，也算开了个特例，毕竟我踏上教师讲台仅仅三年——而许多教书一辈子都快退休的老人，三代人挤在狭窄漏水的破烂老屋，都没机会分得这样一套住房。两个月前，我刚拿到新房钥匙，市中心的二室一厅，教育系统能分配的最好条件，楼上住的就是市教委领导。未婚妻家里人帮我们张罗着装修，昨天刚运进新买的进口家具与电器，其花费早就超过我一年工资。

我明白，不知有多少人羡慕我，嫉妒我，恨我。

虽然睡不着，我还是早早关灯躺到床上，没过片刻就听到敲门声。忐忑不安地打开房门，却看到中午那位警官，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头，扫视屋里各个细节。

“晚上好，申老师，我能否检查您的房间？”

警官出示了一张搜查证，后面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严厉，正以怜悯的目光盯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