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庚子年开头，我生在一个破败的读书人家，幸有做生意的叔叔资助才能离乡求学。1919年5月4日，我就在广场上，火烧赵家楼也有我一份。没想到第二年，我去了日本留学——对了，你看过苍井空吗？”看他面露难色，尹玉挥手一笑了之，“如今我已是女儿身，对这个根本不感兴趣。可在我的上辈子，却与日本女子结过孽缘，在长崎读书时，有个叫安娜的女子与我爱得死去活来，最后竟为我殉情而死。我记不得她的原名了，她是天主教徒，只记得教名。”

“你好薄情！”

尹玉脸色一红，羞愧地低头：“因此，我离开日本，乘船去法国留学。先到巴黎，住在蒙马特高地，后去普罗旺斯，充满薰衣草香味的格拉斯城。我在巴黎跟萨特做过同学，在莎士比亚书店经常见到海明威、乔伊斯、庞德，你读过《太阳照常升起》吗？我读过初稿——在海明威的面前。我在法国住了四年，真是个花花世界，却又日薄西山，我不愿蹉跎岁月，做了当年最时髦也最热血的选择——到莫斯科去！当我穿越欧洲大陆、抵达冰天雪地的莫斯科，看到红场上的列宁墓、克里姆林宫大教堂尖顶上的红星，心里洪流激荡，胸中的叹服与豪气油然而生。我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见到我心中的导师与先知。1930年，我牵连进某桩事件，被苏联驱逐出境，莫斯科中山大学也因此关门。”

“你回国了？”

“是，但我必须隐姓埋名，生活在租界中，一旦被国民党抓到，就会进监狱乃至枪毙。我也不能参加革命，他们认定我是叛徒，陈独秀的同伙与走狗。我只能混在文人圈里，终日吟诗作对喝酒寻欢。为了营生糊口，我做过老师、记者、编辑，为小报写武侠小说连载。我给萧红的《生死场》做过编辑，几年后看了她的《呼兰河传》，虽然相逢不过数次，但我真心喜欢那东北女子，很想在有生之年写一本书叫《生死河》。”

“生死河？”

“还有忘川水与孟婆汤！抗战爆发，我辗转流亡内地，武汉、重庆、成都，最后是边陲的昆明，就像远谪的刘禹锡。西南联大容不得我这异端，我独自翻山越岭去了藏区，直达苍茫雪山。我在真正的世外桃源隐居数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内地，已四十多岁，直到遇见她。”

“你是说——曹小姐？”

“她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子，我被她迷恋住了。但她是有夫之妇，丈夫是个官僚，她并不爱他。1949年的炮火声中，丈夫抛弃她坐上了去台湾的轮船，而她本有机会通过香港辗转去找他，却选择留在了这里。”

“因为你？”

“但我是所谓的叛徒，而她是国民党官员的妻子——她为了我而留下来，我却与她分开三十年，重逢时已年过八旬，而她也成了老妇人。我带你去过的那栋老房子，是她的父亲传下来的，国家重新把房子分配给她。我们住在同一条路上，每年难得见面几次。呵呵，这样也好，省得彼此伤神。我的一生爱过许多人，也恨过许多人，但终究命运坎坷，没找到一个可以结婚的女子，当然也从未留下过任何后代——这是我上辈子最大的遗憾吧！”

“你想要有孩子？”

“总比现在这样转世投胎好吧，有个孩子能带着你的基因，再传递给孩子的孩子，这样你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永无止境。我的晚年漫长而凄凉，曹小姐是唯一可以与我交流的人，也会有国外记者来采访我，问的都是当年呼风唤雨的大人物的轶事，却让我厌烦。我好想早一些死去啊，却没想到竟活至九十二岁，才躺在床上寿终正寝。”

“活得太长让你绝望？假若英年早逝又怎么办？

“司望同学，你不会懂的！”

“最后一个问题，你的《生死河》写出来了没有？”

“在青海闲着没事写的，用了三十年时间，后来被我一把火烧了。”

“为什么？”

“其实，我过去的每分每秒，都在书写这本《生死河》，你也是哦！”

少年沉思片刻，方才展眉，像古人那样双手抱拳：“尹玉兄，虽然，我不知你上辈子叫什么？但我们可以成为忘年交，也算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今夕分别，不知何时再相逢，珍重！”

她也同样抱拳作揖：“好啊！司望小弟，我要回宿舍收拾行李了，后会有期！” “来两杯水酒就好了！”

“九十多年前，我即将离家远游，李叔同先生刚在杭州虎跑剃发为僧。我的叔叔是他的挚友，陪伴我去北京启程前，李叔同来为我们饯行，唱起一首由他作词的歌。”

尹玉说罢，豪迈地唱起这首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斛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曲终，人散。

她再没多说半句话，微微一笑，男人的飒爽英姿之中，竟还流露出几分倾城倾国。

尹玉走向马路对面的南明高中，不出几步回眸向司望看来，他却惊慌地大喊：“小心！”

一辆数吨重的土方车，如同失控的公牛，从南明路的西头横冲直撞而来。

刺耳的刹车尖叫声，并未减缓车头的速度，车轮溅起滚滚泥尘，将她撞到了半空中。

她在飞。

瞬间，尹玉从高空坠落在司望的跟前，坚硬的柏油路面上。

他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惊呆了，随着周围的女生尖叫，才颤抖着跪倒下来，抱起她柔软变形的身体。

鲜血模糊了她的额头与脸颊，从口中汩汩地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