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是围绕着杨洁转的，我的生活也不是。

所以，在8月1号起床后，我除例行公事般的去医院看望杨洁外，随后一周再没有露面。

这次看望，依旧是隔岸观火，我没进病房，在外面简单地和杨颖交换了一下信息。

杨洁的情况比较稳定，也没有头一天那种木讷的表情了。只不过，刚一到的时候，姐姐杨颖还是有些慌张地跟我说：“哎呀，我妹妹好多地方想不起来了，比如说，右安门，比如说，我们家的位置，她都搞不太清楚，是不是方向感丢失了？”

“那倒不一定。”我给她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测试办法，去找一张纸来，让杨洁在上面写几个字。

杨颖照着做了，随后把纸拿回来。

“你瞧，这不是写得挺好吗？如果是方向缺失的话，她的字就会叠在一起，写成一团，所以你暂时不用担心。我估计，她是吃药之后的副作用，也有可能是自杀造成的心理创伤，不太严重，我们慢慢处理。”

随后，我又简单地告诉她，通过表情、话语和肢体动作，简单地观察病人的情绪，以防她在医院里搞出什么乱子。

这一天的上午，李咏霖没有露面，是他所谓的二妹带着瑶瑶来看望母亲。我能体谅他的一片用心，因此花时间和二妹聊了聊天。这是个很爽朗的女人，不拘小节，只是她是否曾经偷钱，我完全看不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孩子的姥姥，也就是杨洁的母亲，总算大驾光临了。女儿自杀这么大的事，昨天不可能没人通知她，老两口相当沉得住气啊！直到今天，也仅仅是杨洁母亲一人登场。

最搞笑的是姥姥见到外孙女说的第一句话是：“哎呀，瑶瑶，又长了不少，都这么高啦！”

假如这是哄孩子开心的一句玩笑话，倒不用深究。可如果这是实话，那就太让人匪夷所思了。固然，父母闹变扭，打离婚，做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不便干涉。可是老人家哪有不想孙子孙女的？！听这话茬儿，敢情姥姥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外孙女了——这是何等状况，我搞不懂。

于是，我对于杨洁父母的好奇心，又加重了几分。

然而好奇归好奇，在与杨洁正式接触之前，我还有许多事儿要忙。

这些事儿包括：每天例行公事地接到老威同志的骚扰电话，向我报告李咏霖的动向；争取每天一次去父母家吃饭，帮着搞些家务；抽时间写写稿子，整理病例，并编制情绪疗法所需要的文件；处理手头积压的咨询病例，该收尾的收尾，该开始的开始。

这一周内，接到两个新病例：一个十四岁女孩撒谎成瘾；另一个是把父亲推到河里的二十三岁大男孩。

前者没啥新鲜，后者就不同了。

这个大男孩，是经参差咖啡馆的段老板介绍给我的。当事人的父亲，是在“衙门”里当官的。一日驾车途中，行至筒子河，父子俩发生口角，下车来到河边继续争执；也不知怎么想的，做儿子的一把将父亲推下河去。幸亏政府治理河道，清了淤。要放在我高中那会儿，再好的水性，也得陷下去淹死！

于是，我见到了那位大难不死的悲痛的父亲。出人意料的是，搞不清楚他是做官做得太久了，喜怒不形于色，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老人家显得挺客气，礼数周到，彬彬有礼。他的肇事儿子，也并非凶神恶煞，而是戴着深度眼镜，一脸书卷气。

随着长谈和接连几天的深入调查，我很快了解到了这事件的内幕。

这位官员在年轻的时候是位军人，这一点和李咏霖相似。由于那个年代的艰苦条件，他自然不能携带家属，妻子还要在小镇里上班，儿子就被留给乡下的奶奶照看。由于老人家精力有限，一时照看不慎，孩子头朝下从土炕上栽了下来，大脑受损，因此落下了阵发性癫痫的病根。

按照传统家族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一个时不时就抽羊角风的儿子，算不算有后呢？无奈之下，两口子又为他添了个小四岁的弟弟。

如果长子一辈子癫痫，又加个弟弟，日子也算好过。等到父亲转业后当了干部，有了权有了钱之后，四处求医，为儿子看病，最终在北京找到了一位专家，把孩子大脑右侧颞叶的病灶切除了之后，长子神奇地康复了。

然而这个迟来的康复，最终酿下了祸根。如果他一辈子病下去，除了会记恨奶奶之外，大概没什么麻烦。可他十七岁康复，中学基本上耽误了，小学受尽耻笑，他的心理如何平衡？更别说，他还有个健康、聪明的弟弟！

这长子于是命令父亲：“让我上大学！”

大学，是说上就上的吗？！你有权也罢，有钱也好，差得太多，哪个学校也不会收。于是，孩子恶补两年功课，请家教无数，终因落下太多，学习成绩是跟不上去了。

分数是好不了，可是学习还是认真地学了。长子很拼命，昼夜看书，眼睛落下了毛病。他的右眼开始发痒发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他的父亲却并没留意。等到病情发作，眼睛经常疼痛流泪的时候，送去医院，被告知是红眼病，并且已经耽误了治疗时机。

这一次的手术，没有颞叶手术那么成功，他的右眼视力大概只剩下光感而已。

所谓一错再错，指的大概就是这一家子人吧。父亲看他眼睛不好了，再次作出了很微妙的决定：把他送进盲人学校吧

于是，托关系，找路子，长子总算到盲人学校学了按摩专业。 您一定听说过蝙蝠的故事：蝙蝠不被走兽接纳，因为它长了翅膀；蝙蝠也不被鸟类接纳，因为它是胎生。

长子的处境，就与这蝙蝠差不多。他不被盲人所接受，因为他有一只好眼，可以看见东西；他也不好融入正常人群体，因为他是盲校毕业的，还学按摩。

让他陷进如此处境的，恰恰是他的父亲。

也许你会觉得可笑，觉得这种事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可是违背孩子的意愿，不顾他的实际水平，希望他能走上自己安排的道路，这样的事，又有多少父母，可以拍拍胸脯，说“我没干过”？五十步笑百步，没什么不可以，这个穿插在杨洁自杀案中的小插曲，如果能引起你少许反思，也就值得了。

面对这样的案例，我深感力不从心。

我不可能修正历史，也没法追究谁的责任。同时分精力改善父子双方的态度，只能说是死马当活马医的法子：一方面尽可能安抚长子，问问他今后的打算，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另一方面，又要劝解父亲，今后对儿子的干涉少一些，给予他自由的发展空间，如果他想开个盲人按摩店，那就出资帮他开好了。

长子这边的工作还行，多少有些收效。父亲那边，则是一窍不通。

“对，你说得很有道理，”他往往是这样开场“不过呢，我觉得吧，我能安排他进残联，到那里的康复中心去工作，不是比开什么盲人按摩强得多吗？没想到这臭小子死活不同意！您帮我劝劝。”

在这事无果之后，他又开始哭穷：“哎呀，开个店，要不少钱吧？你别瞧我在这个位置，一时间拿出这些钱来，也有困难呀。”

“行，”我挺痛快地答应着“我再帮您说服他。”

结果我什么都不想说了，于是在这样无聊的情绪之中，我开始思念起杨洁来。虽然她的病例中掺杂了许多未解之谜，也包含一些家庭矛盾，可这起码是一桩正规的心理咨询。

在这一周中，我的心理医生简心蓝帮我排解了不少无聊情绪。

我如约去她的咨询公司见她，在门外等待面谈的时候，还有些小小的不快。

在她挺正规也挺气派的办公室门外，有个小姑娘，应该是她的助理，坐在那里“来，填一下这个，”她递给我一张表。

“简医生说我不用填这个，要不然你帮我通知一声？”我看上面都是些病人履历，懒得写，所以软绵绵地问助理。

“哦，那恐怕不行，简医生现在有病人，我不能进去。”小姑娘白了我一眼。

“那没关系，我就在这里等她好了。我们事先通过电话，她知道我要来。”

“可是她没有告诉我呀。”她拿起这一天的咨询登记表，上下捋了一遍“对不起，先生，这位病人结束之后，还有下一位。等他完事，简医生才有空。”

我抬头看看表，那大概就是下午五点以后了：“没关系，我可以等。不过麻烦你一下，在两个病人中间，帮我去问一句，可以吗？”

“行吧。”小姑娘显得挺不耐烦。

我也没理她，就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跷着腿，玩s。

刚玩了没两分钟，咨询室的门开了，简心蓝把脑袋探出来：“行了，别装了，赶快进来吧！”